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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上桑》写定于魏晋时期新论

作者：刘庆华　



与《羽林郎》要么是同出一源，要么更有可能的是《陌上桑》模仿《羽林郎》。依据是《羽林郎》仪止于夫妇之礼，并无夸夫—解。朱乾《乐府正义》认为“光武所以有‘仕宦当至执金吾’之云也，……案后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以窦宪为大将军，窦氏兄弟骄纵，而执金吾景尤甚，奴客缇骑，强夺财货，篡取罪人，妻略妇女，商贾闭塞，如避寇仇。此诗疑为窦景所作。盖托往事以讽今也。”由此可知，辛延年生平尽管不可确考，但应属于东汉和帝时人，大约与班昭同时，故徐陵在《玉台新咏》中将辛延年列在班昭之前是有根据的。而且，从朱乾注来看，无论作者是辛延年还是窦景，但诗歌《羽林郎》所写之事都应在东汉和帝之时。2．辛延年的《羽林郎》是写实，而《陌上桑》所写之事却半真半假，有很明显的娱乐性，故应是先有《羽林郎》所写之事，而后才有《陌上桑》对它的模仿、加工。3．从诗歌对酒家胡姬之美的描写来看，显然没有《陌上桑》对罗敷之美的描写成功，故应是《陌上桑》模仿、吸收并发展了《羽林郎》对美女描写的手法。4．《羽林郎》中的胡姬之辞“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中，胡姬为严守妇德，即使是生命也在所不惜。而《陌上桑》中的罗敷置辞只是“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的一笔带过，其道德防线已不如《羽林郎》中的胡姬之严；而两汉伦理道德的强化是在西汉武帝至东汉中期之前。东汉中后期桓帝之后，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已日趋衰微，而《陌上桑》正透露出这一时代倾向。以此看来，更大的可能是《陌上桑》模仿《羽林郎》，而非反过来。由此可知，《陌上桑》写定的时间不会早于东汉中后期。
　　其次，沈约《宋书·乐志》“古辞”中在《陌上桑》后标为“魏晋所奏之乐”，很可能“夸夫”—解便是魏晋人所加。而《羽林郎》之后却没有这样的标志；盖因《羽林郎》的过于强烈的道德主题不太合魏晋人之口味，而《陌上桑》中道德主题的弱化以及其明显的娱乐性、诙谐性更适合魏晋人的习尚。
　　
　　四、从夫婿的形象看
　　
　　历来研究《陌上桑》的大都认为夫婿是虚构的，是为刻画罗敷美丽、机智、卓尔不凡而作衬托的。但我们以为，“夸夫”—解正是《陌上桑》最终写定于魏晋时代的明证。理由是：
　　夫婿的形象“为人洁白皙，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正透露了个中消息。闻一多先生认为，“鬟鬟”为“鬓发疏落貌”，“颇”，《广雅释诂》训“少也”；故认为“鬟鬟颇有须”“言夫白面微发，外貌俊伟。”[8]一直用作大学教材的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也说，鬟鬃，鬓发稀疏貌；颇有须，略微有一点胡须。《汉语大词典》也解“鬟鬟”为“须发稀疏貌”[9]。假如断定《陌上桑》为汉武帝—东汉中期所作的话，很明显，白面少须似乎又不符合汉代对美男子的评判标准。从史书记载来看，汉人似乎以白面长髯为美。如《汉书·霍光传》，“光长才七尺三寸，白皙，疏眉目，美须髯。”又《后汉书·光武纪》，“光武身长七尺三寸，美须眉。”又《马援传》记马援(前14—-后49年)“为人明须发，眉目如画。”至于“盈盈”，“冉冉”，闻一多先生解为“皆为缓步貌”，“古礼尊贵者行迟，卑贱者行速……太守位尊，自当举趾舒泰，节度迟缓，此所谓‘公府步’‘府中趋’者，犹今人言官步矣”[10]。但官步是否就一定用“盈盈”、“冉冉”来形容呢?笔者查遍汉魏六朝诗歌，其中有“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青青河畔草》)、“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迢迢牵牛星》)，“废礼送客出，盈盈府中趋”(《陇西行》)等，《文选》六臣注：“盈盈，端丽貌。”皆是用来形容女性的，故后魏高允在《采桑》中用“冉冉善趋步，檐檐曳长裙”形容女性婀娜的步态，唐朝常建的《陌上桑》也用“盈盈娇路旁”来形容素手美人。总之，盈盈、冉冉都是用来形容女性的端丽、轻盈、婀娜与舒缓、从容的神情、步态。
　　其实，早在《诗经》中便以“窈窕淑女”形容女性之美，而以“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兔苴》)来形容男性之英武阳刚。这使我们在先秦以来的文学作品中，看到的是荆轲、专诸的怒发冲冠；是屈原“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涉江》)的伟岸；是张仪、苏秦廷说王侯时的纵横捭阖；是风起云扬的刘邦和拔山盖世的项羽；是犯颜直谏、发愤著书的司马迁；是绝沙漠、奋匈奴的李陵；是勇于当敌，北靡匈奴的飞将军李广；是通使西域，风尘仆仆的张骞……而那些长相似女人的男性是受人歧视的，如《史记·留侯世家》里司马迁对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就颇感意外。
　　而《陌上桑》中的夫婿那白皙的肤色、端丽的容貌、舒缓的步姿、柔柳般的体态总让人感觉到一种如同女性般的阴柔的美。这种美在东汉中期以前的作品中是很少见到的；也许它正透露丁东汉末年审美观的变化，那就是“士人品格逐渐从原先的崇笃伦理、尊奉经书向重性情、才智、美姿容等更为内在，也更为洒脱的生活层面转化。”[11]这样的美，我们在《世说新语》中随处可见：“周仆射(周颇)雍容好议形”(《言语》)；王戎云“太尉(王衍)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赏誉》)。《容止》篇更是比比皆是，如用玉树、朗朗如日月比夏侯玄，以玉山比李丰、嵇康；说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何平叔(何晏)美姿容，面至白”；说裴楷“有俊容仪……时人以为玉人”；而如珠玉般的卫蚧，更是“若不堪罗绮”，连轻柔的罗绮绸缎衣服也承受不起，一副弱女子不禁微风的柔怜姿态；另有王羲之赞杜弘治“面如凝脂”的洁白、丰满，王恭被人赞为“濯濯如春月柳”的润泽柔美等等。其皆表明魏晋人所崇尚的男性之美往往具有如同女性般细嫩白净的肤质、舒缓恍惚的神情体态，而先声便是《陌上桑》中的夫婿。
　　此个，从品评人物的风气来看。西汉—东汉中期常以外在的功业、节操、学问品评人物，而魏晋以内在的思辩风神和精神状态品人；但东汉后期对人物的品评却具有这两个时期的共同特征。而《陌上桑》中的夫婿仕途顺达、富贵荣显、才貌兼具、举止优雅，这一形象既不同于、又类似于东汉中期及魏晋时期对人物的晶评。这也是《陌上桑》的第三解成于东汉后期—魏晋的—个有力佐证。
　　据此，我以为，《陌上桑》中夫婿的形象正透露出作者审美观的变化，即对男性形象已由过去的崇尚阳刚之美而转为崇尚阴柔之美，由东汉中期以前对人物外在功业、节操、学问的品评，转向魏晋以内在的思辩风肿和精神状态的品评。
　　另外，从诗歌的语言风格看。西汉乐府民歌如《江南》清丽自然，《十五从军征》、《上山采蘼芜》质朴，《薤露》、《蒿里》、《王子乔》、《善哉行》、《乌生八九子》、《董逃行》、《平陵东》等皆不是整齐的五言句；而《陌上桑》的文字趋于华美，句式纯为五言，刻画人物的技巧精致熟练。而“五言腾涌”、艺术臻于成熟则是在东汉末—魏晋之时。况且，无论是罗敷还是夫婿，其形象均有一种富贵气象，很明显是上层社会审美价值观的体现，也是《陌上桑》经过东汉末一魏晋间文人润饰的明证。
　　再说，乐府诗歌的产生时间与它的最终写定时间常常是有差别的。[12]从《陌上桑》来看，我们可以确定它产生的源头是民间，产生的时间最早也应在东汉初期，经过东汉中后期的流传、加工之后，最终由魏晋间的文人润饰而成。
　　注释：
　　[1](4)游国恩．游国恩学术论文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9．385-386．
　　[2]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18．
　　[3]汉语大字典[H)．四川一湖北辞书出版社，1993．1409．
　　[5](清)吴兆宜。《玉台新咏》笺注(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5．6．
　　[6]王汝弼．乐府散论[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64．
　　[7]许结．汉代文学思想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320．
　　[8][10]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M]．北京：中华书局，1962．519．
　　[9]汉语大词典[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7435．
　　[11]于迎春．汉代文人与文学观念的演进[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7．240．
　　[12]曹遭衡．汉魏六朝文学论文集[C]．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作者：广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