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形态改变
作者：李绍先
辛亥革命所唤起的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主精神，也为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临时政府倡导国货运动得到了基层社会的广泛响应，人民群众为爱国热情所鼓舞，消费国货，抵制洋货，使得不少民族工业“生意发达，日不暇给”。临时政府极力鼓动发展工商，兴办实业，得到了人们的普通响应。上海在民族实业家荣氏兄弟的带动下，兴起和发展了一大批民族工业：长沙，“几乎每天都有新公司注册”。许多工业新建筑在全国各地兴起。一些工商业者组织起“维持土货会”，积极展开与外国商品的竞争。一些为宣传实业，为实业界提供信息的刊物，一些全国性或地方性实业团体，纷纷出现，反映了辛亥革命后中国民族资本家发展资本主义企业的新动向，反映了民族资本家阶级为民族生存而进行的积极努力。
临时政府在推动和保护工商业方面，“以保护人民财产为急务”，规定“凡在民国范围内的人民，所有一切财产，均应归人民享有”。《临时约法》第6条规定：“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这就使私有财产受到了保护，资产阶级的资本、财产有了法律的保护，从而刺激着民族资本工商业的崛起。
为了维护民族资本的生存和发展，临时政府农商部不仅取消旧时的各种封建垄断专权和不良陋规，积极鼓励私人投资，还明确规定工艺品的发明者及改良者拥有专利权，对成绩卓著的商办企业进行奖励。为了扩大国货的销售市场，农商部劝令各部所辖局署厂校，限定购用洋货，使用国货。同时，积极选派国货参与对外交流。1914年，中国政府选派产品参加了在日本东京举办的大正博览会，展出8000余件产品。其中苏杭的染织品，景德镇、宜兴、博山的陶瓷品，河北、山东、甘肃、河南的毛毡，湖北织布局的棉麻织物以及工艺美术品如北京的雕漆器、景泰兰，天津的象山雕刻和银制器皿等，都获得博览会的好评。这就大大提高了国货的声誉，增强了国货产品与洋货的竞争力，鼓舞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实业的发展。
在民族工商业大发展的同时，由于对诸如棉花、油籽等工业原料的需求，催化了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的进一步解体。有些地区，特别是在大城市附近从事某些经济作物的种植以及饲养奶牛家禽等的资本主义农业有所发展。比较先进的生产结构、经济方式和生产力不断地得到采纳和利用，中国农民在民国时期虽然仍以小农经济为主，却的确是在缓慢地向自然经济告别。
四、从文化教育看，新文化思潮狂飙突进
辛亥革命驱逐了皇帝，历史不再反复重演那种改朝换代的把戏。这为文化教育结构的转换与创造提供了条件。
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新的文化教育体系，不仅表现在资产阶级具备了独立的意识形态，使以民主为核心的文化精神渗透于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哲学、文学、艺术等理论形态的文化现象之中，而且还表现在他们把这种文化精神注入群众的日常社会生活中，使之成为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的群众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思潮。这不仅表现在他们建立了传播和弘扬资产阶级文化的设施或载体，并使这种设施成为社会的主导建筑，而且还表现为这种文化观念对深层文化现象或文化结构的重大影响和改变。
资产阶级新文化对传统文化深层结构的冲击，最重要的方面是表现在它建构了一套与传统文化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行为准则。这就是以天赋人权、平等、自由、博爱为核心的民主的价值体系。传统的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忠君观念、道德观念、本末观念、义利观念等不再是人们进行思维、行为取向和价值判断的惟一和不可动摇的标准了。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高扬着提倡民主政治，反对封建特权；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旗帜，使科学与民主开始真正地渗入到中华民族的心田之中。其中，人权思想的高扬与独立人格的呼唤，是激进民主主义者们共同关心的话题。
正是在狂飙突进的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下，报馆、书局、邮政及新闻出版事业如雨后春笋般普及，以白话文为代表的文学、艺术与科技事业迅速发展，新知识、新观念在中华大地上大力推广与传播，新式学校、科研机构、医疗机构、体育设施、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教育机构广泛兴起，这对提高亿万中国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新文化运动的激荡下，几乎被完全剥夺了人格尊严的妇女开始作为“人”而受到尊重。临时政府劝禁缠足令的下达，观念的渐变与更新，使妇女就学、就业、参政形成社会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些女青年不再满足于对旧婚姻制度的批判，而是以实际行动反抗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甚至不惜以死来争取婚姻自由。恩格斯早就说过：“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广大妇女开始走出家门，踏入社会，去争取自己的权利，实现自身的解放。
临时政府一成立，教育部即发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普通教育暂时课程之标准》，规定了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国宗旨”等等，其基本精神就是要使教育符合共和国的宗旨，废止以忠君、尊孔、读经为中心的封建教育制度，按照资产阶级民主精神和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需要改革旧教育。到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大学首开了招收女生同校的先例。教育开始真正体现出它的民主共和精神。
新的教育方针、制度培养出了新的学生。在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中，首先是学生们自发地行动起来，以他们的言行，主动自觉地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充当了爱国运动的先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仅为共和政体下的青年知识分子所继承，而且赋予“共和国国民以主人身份干预时政”的现代意义，表现出受过现代教育的新一代青年学子捍卫国家主权、不愿做亡国奴的心理要求。
五、从社会习俗看，移风易俗席卷社会
临时政府建立后，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如：改用公历，以中华民国纪元；限期剪去辫发；劝禁女子缠足；严禁鸦片，禁止赌博；废止跪拜，改变称呼，等等。这些规定不仅反映了资产阶级政权优于封建专制政权，而且必然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全面改革。
辛亥革命后，政治经济生活的急剧变动，带动了社会的移风易俗。《时报》曾这样描绘当时风尚的变迁：“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成，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礼服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巷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从中可见当时的移风易俗是普及乃至席卷全社会的。它带来了人们在婚姻、家庭、恋爱、求职、教育、礼仪、衣着、娱乐、消费、思想观念、伦理道德、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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