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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林则徐与《海国图志》
作者：春 雨
第一，魏源在1841年8月于京口接受林则徐之托后，曾写过两首诗以资备忘。其第一首末联云：“乘槎天上事，商略到欧凫。”并注：“时林公属撰《海国图志》。”魏源这里已经交待明白，是林则徐把他过去在广州、浙江等处收集到的有关世界各国的情况，包括已经译成和尚待翻译的外国资料以及国内研究的成果等一些文稿，交托给魏源去整理出版，甚至连书名都确定为《海国图志》。
第二，鸦片战争失败后，签订了《南京条约》，清廷对于英国侵略者更是十分惶恐。因此，魏源不便在《海国图志》里写出《筹海篇》的真正作者。这同魏源在其所著《圣武记》的最初几版里，不能把批评鸦片战争政策的《道光洋艘征抚记》收录进去的道理是一致的。到了魏源的后人，也还存有戒心，魏耆写他祖父的事略，就不提50卷本之事，当然也不敢公开说明《海国图志》的真实作者，以免惹起是非。
第三，《海国图志》的第一、二版都是在林则徐生前出版的。依一般情理推测，林则徐不会不关心《海国图志》的出版。而《海国图志》出版后，魏源曾把它分赠给一些好友，如邓显鹤、姚莹等，因此，他也必定会将它送与林则徐的。可是，迄今却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证明林则徐曾看过这几版的《海国图志》。
第四，林则徐当时的处境十分艰难。如果是林则徐“主持编写”《海国图志》，那么他更当小心谨慎，不能具名，以免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并累及亲友。只要使朝野人士都能通过《海国图志》这本书，了解世界形势，打破闭关自守的局面，便达到目的了。
今天来看，不论上述观点是否成立，它们都有力地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林则徐和魏源的思想是多么相似相通，特别是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与开眼看世界这组重大问题上，简直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才使得当时的人们对于《海国图志》的真正编著者扑朔莫辨而疑云重重。在此基础上，我们也要认可这样一种事实，即由于林则徐与魏源所处具体环境的差异、任职身份的差异以及个人禀赋的差异，因而前者的历史活动主要体现于政治实践上，后者则侧重于理论探索方面。正是从这种角度观察问题，如果我们将林则徐视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抵抗西方与学习西方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实践家的话，那么，魏源即可看作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位迎接西方双向挑战的伟大的思想家和理论家。而《海国图志》则是这种政治实践与理论探索的珠联壁合。正是从这层意义上讲，魏源与林则徐应当都是《海国图志》的编著者。
三、《海国图志》的重大影响
《海国图志》的100卷本共肋余万言，从反侵略的动机出发，在中国近代史及中国史上，第一次全方位地多角度地介绍世界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的概貌；第一次从“开眼看世界”的高度，将一个崭新的、充满生气与进取精神的外部世界展现于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天朝上国”幻境及昏睡状态下的国人面前，使识者无不顿出一身冷汗而闻鸡起舞，卧薪尝胆。
还须指出的是，《海国图志》其实也在向当时的东亚、东南亚以及整个亚洲人民，撞响十万火急的警世晨钟；因为那时不仅中国，而且整个东亚、东南亚，整个亚洲都已处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眈眈虎视之中及其远洋舰队炮口的射程以内。所以，《海国图志》也在向这一地域内的人民严峻指出：东洋已不属于东方而属于西洋。从这种意义上讲，《海国图志》所设计的，不仅在当时是一条可以振兴中华以抵抗外侮的强国之路，而且也是一条可以唤醒东亚(主要是日本和朝鲜)乃至于整个亚洲而有所作为的强国御侮之路。
遗憾的是，《海国图志》—这套从军事到经济乃至于包括政治在内的全面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谋划大纲出版后，在清廷中并未引起什么反响——因为它根本无缘进入清廷。就连曾以“虚怀纳谏”的明君自居而又素怀励精图治之志的道光帝也不能见到它；尽管道光帝生前已有两种版本(即《海国图志》的50卷本和60卷本)问世。到了1858年6月，兵部左侍郎王茂荫给咸丰皇帝上书说：“臣所见有《海国图志》一书，计五十卷，于海外诸国、疆域形势、风土人情，详悉备载，……于守之法、战之法、款之法，无不特详。……其书版在京，如蒙皇上许有可采，请敕重为刊印，使亲王大臣家置一编，并令亲室八旗，以是教，以是学，以知夷(虽)难御，而非竟无法之可御。”当时，《海国图志》的最新版本百卷本(1852年版)业已面世六年，可王茂荫却还不知。尽管如此，若咸丰帝能采纳王茂荫建议而官印50卷本，使亲王大臣人手一册，“以是教，以是学”，大致还为时不晚。可是王茂荫的建议却被束之高阁，未得回应。
与此相反，《海国图志》在邻国日本却大为走红。据王晓秋先生介绍，《海国图志》出版后很快就由中国赴日贸易商船带到日本。长崎的进口汉籍账目记载说，1851年中国商船入口《海国图志》3部，1852年入口l部，1854年则入口15部(这是由两位中国商人分别带去的)。入口的《海国图志》大部分被官方征用或由幕府官员买去，供不应求，价格也因而不断上扬。而在1854—1856年3年间，在日本就地出版的(海国图志)的各种选本更高达20余种之多，其中翻刻、训点本有6种．日译本有15种。按选本的内容分类，舅有关于筹海篇、夷情备采、武器图说等方面的5种，关于美国情况的8种，关于英国的3种，俄国的两种，法国、德国、印度的各1种。
(海国图志》一经传入日本，对于幕府末期不太了解世界形势的日本人来说，不啻天赐的宝书。他们纷起拥读，用它来开阔眼界，武装头脑，并把它奉为“海防宝鉴”。正如杉木达在《海国图志．美理哥国总记和解跋》里所指出的：“本书译于幕末海警告急之时，最为有用之举。其于世界地理茫无所知的幕末人士，此功实不可没也。”日本幕末尊皇开国论的倡导者、著名维新志士佐久间象山则在《省愆录》一书里将魏源引为“海外同志”。可以说《海国图志》不仅影响了日本幕末的一代知识分子，给予那些要求抵御外敌、革新内政的维新志士以启迪，而且还成为日本朝野上下开眼看世界的政治地理教材或者说是启蒙读物。尔后日本的开国与维新，使这个东瀛“蕞尔小国”从封建的闭关锁国状态中脱身出来，迅速走上资本一军事帝国主义道路，与《海国图志》的教诲当不无关系。而惊醒后的日本以后却反过来对作为它的文明先生之一的中国构成一次又一次的巨大威胁，这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所幸的是，尽管清政府对《海国图志》曾不屑一顾，但后者从反侵略与谋求祖国独立富强的目的出发开眼看世界所提出的在中国全面引进西方长技、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构想，终在问世一二十年以后被洋务派和维新志士渐以理解和吸收。诚如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所言：《海国图志》“征引浩繁，亦间有参差失实，要其大旨在考览形势，通知详情以为应敌制胜之资，其论以互市议款夷，言之如通商之曰，无不笑且骇者，历十余年，而其言乃验。”从此，过去久被士人置于眼界之外的“夷务”，日渐渗入国计民生，成为经世之学的大题目。
在中国由封建社会向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的历史门槛上，林则徐和魏源应是两位但丁式人物，是古代中国走向近代中国的承前启后、双峰并峙的文化英雄。他们共同喊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开启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和走向世界的历史闸门。从此，近代化思潮便由此穿隙而过，渐成滚滚洪波巨澜……
注释：
[1]《魏源集》下册，第781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
[2]转见陈胜粪：《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增订本)，第245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3)林永俣：《论林则徐组织的 译工作)，载《林则徐与鸦片战争研究论文集)，第118—137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对《海国图志》的这一发现，是1994年在湖南邵阳召开的“纪念魏源诞辰2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出的。参见《光明日报》1994年10月17日郭汉民的，会议综述。
[5]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十八，民国19年故宫博物院影印本。
[6]参见王晓秋：《鸦片战争对日本的影响》，《世界历史》1990年第5期。
[7]转引自田教鹏：《鸦片战争前后中日两国史地研究比较论》，《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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