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舒婷诗歌中的多义化母亲形象
作者：李 峰
再次，它还象征着“祖国”乃至“党”(在特殊的语境中)的形象。“黑沉沉、血汪汪、白花花的土地啊／我的葳蕤的、寂寞的、坎坷的土地啊”，是坎坷而清的祖国母亲的真实写照。尤其对于舒婷这一代人来说，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经历了上山下乡，祖国母亲给他们的体验更为深刻。“给我爱情和仇恨的土地／给我痛苦与欢乐的土地”，发自诗人的内心深处。就这样，以“土地”为中心意象，多位一体地叠印着个体的母亲、群体的母亲、祖国(党)母亲，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难分难舍地呈现在舒婷的诗歌中。从艺术层面上，它也显示出与前期的冰心和后期的翟永命的母亲形象的不同。
经历了特殊的成长年代后，舒婷的出场是有意义的——“我愿意尽可能地用诗来表现我对‘人’的一种关切。”她的许多诗歌中充满了人道主义色彩的个人关怀，然而正如她笔下的多位一体的母亲形象一样，她对母亲及其他个体的关怀自觉和不自觉地融进了对国家的关怀之中。
舒婷渴望成为历史的主人，有着“五四”时代那样的激情和理想。虽然舒婷一开始就被别人视为反传统，但事实上，她自己迈步时却是十分的艰难。就如诗人自己所说，“我们经历了那段特定的历史时期，因而表现为更多历史感、使命感、责任感，我们是沉重的，带有更多社会批评意识、群体意识和人道主义色彩。新生代宜称从个体生存出发，对生命表现出更多困惑感，不安和神秘。他们更富现代意识，更富超越意识，从感觉、思维，意念、情感、建构能力都企图达到一种‘超文化’的境界。”不难看出，历史留给这一代人太多的重负，舒婷与她同时代同样被视为反传统的诗人们不可能像第三代诗人那样更轻松、更自我；但舒婷们也呈现出她那一代人。独有的精神特质——无法分离也不可分离的国家关怀与个人关怀。
尽管经历过痛苦的创伤，但在舒婷笔下，个人的痛苦仍然是渺小的；而祖国母亲、黑头发黄皮肤的民族命运才是根本。个人作为：“小我”，只有融于整个“大我”、融进国家、融进民族才会有意义。“‘救世’不再只是心态愿望而是身体义务。”诗人言及的国家关怀几乎淹没了个人关怀，就如她笔下的多位，一体的母亲形象，个体的母亲也被深深融进了祖国母亲一样。“母亲”这个形象不可能被舒婷们真正地还原——还原成个体女人。文化和传统是无法超越的，这一点，通过舒婷们对母亲形象的书写，体现得非常突出。
作者：四川农业大学人文社会
科学学院(雅安)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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