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将“和亲”政策纳入正常轨道的萧望之

作者：王晓琳



　　由于汉朝待呼韩邪单于以平等友好，所以在此之后仍在漠北的“郅支单于亦遣使奉献”，以示友好，“汉遇之甚厚”[11]。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呼韩邪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百一十袭，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12]汉匈边境实现了真正的和平。《汉书》记载说，汉宣帝去世后，汉元帝主政，汉匈关系又有了新的发展。汉朝边将韩昌、张猛和呼韩邪甚至登诺水东山歃血结盟：“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有窃盗者，相报，行其诛，偿其物；有寇，发兵相助。汉与匈奴敢先背约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孙尽如盟。”[13]
　　
　　四、萧望之处理汉匈关系策略的影响
　　
　　正是在萧望之关于汉匈关系处理策略的影响下，汉朝的边患问题才真正获得了解决。元帝时，郅支单于西入康居，被击杀，匈奴全归呼韩邪单于统治，汉族与匈奴族人民和睦相处，互相交换各种产品。汉文化和汉族人民的生产技术如计算方法、穿井、机械、修筑房舍等相继传入匈奴，促进了匈奴族生产和生活的进步。匈奴的良马和养马方法也传给了汉族，密切了匈奴与汉的关系。《汉书·匈奴传》盛赞当时是“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14]。
　　正是在汉匈两族已经和平友好的情况下，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复入朝，(朝廷)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议，议者皆以为便。”[15]
　　由此可知，王昭君的“出塞”并非如某些书中所说其“政治使命是恢复中断了一百多年的汉与匈奴之间友好关系”[16]。她是在和平局面已经奠定近二十年的前提下成行的。她出塞的意义在于使汉匈两族之间已经存在的和平友好局面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和平友好期间的“出塞”，不是贿赂，不是屈辱，而是加强友好，所以，王昭君就能发挥出比其他“和亲”者更不一样的效果。她在当地留下了许多美好的传说和记载。她确实为加强汉匈之间的和平友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汉代的“和亲”女纵然有数十人，而人们最记得的还是王昭君。
　　萧望之的平等交往的民族政策，被历史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汉宣帝承认并亲自授于匈奴单于掌“与天子同”的黄金玺，此后各帝，无不子承父业，继承这个制度。而到了西汉末期，篡了权的王莽企图改匈奴为“恭奴”，把玺改为“章”，匈奴子孙认为这“与臣下无别，愿得故印”[17]。王莽对匈奴政治歧视显而易见，于是汉匈边塞又有“乱起”。幸得王昭君与呼韩邪的后代，奔走南北，进行了不懈的政治斡旋，才弥合了这一民族关系的裂痕。这亦证明，只有按萧望之的设想，匈奴单于和汉朝皇帝以平等相待的友好关系，作为双方恪守的政治制度并坚持下去，才是边境和平、人民友好的万世之策。
　　
　　注释：
　　[1]《汉书·匈奴传上》。
　　[2][9][11][12][13][14][15][17]《汉书·匈奴传下》。
　　[3][4]《汉书·昭帝纪》。
　　［5］［6］［7］［8］《汉书·萧望之传》。
　　［10］《汉书·食货志·第四上》。
　　［16］翦伯赞：《王昭君家世、年谱及有关书信》，《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6期。
　　
　　作者单位：成都大学都江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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