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诗赋取士：唐代新兴的人才选拔制度
作者：韩银政
在此奉长安文化为中心，恃东南财赋以存立集团之中，其统治阶级为此集团所占据地域内之二种人：一为受高深文化之汉族，且多为武则天专政以后所提拔之新兴阶级，所谓外廷之士大夫，大抵以文词科举进身者也；一为受汉化不深之蛮夷，或蛮夷化之汉人，故其人多出自边荒区域。……自武则天专政破格用人后，外廷之显贵多为以文学特见拔擢之人。而玄宗御宇，开元为极盛之世，其名臣大抵为武后所奖用者(参考旧唐书壹叁玖陆贽传、新唐书壹伍贰李绛传、陆宣公奏议柒请许台省长官举荐状及李相国论事集等)。及代宗大历时常衮当国，非以辞赋登科者莫得进用。自德宗以后，其宰相大抵皆由当日文章之士由翰林学士升任者也。[11]
由此可见，武则天同唐太宗一样，是一位站在历史高处看天下、看世界，具有人文情怀的开明皇帝。她既尚武，也崇文，从国家的长远利益着眼而提携新进，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三、武周以后对诗赋取士制度的坚持
自武则天开启以诗赋取士制度之先河后，以后十余代皇帝大都尝到甜头，“因而不改”，诸如玄宗、代宗、德宗、宪宗、文宗、武宗、宣宗皆如是。其中以宣宗李忱为甚。孙《北里志·序略》说：“自大中皇帝好儒术，特重科第。故进士自此尤盛，旷古无俦。”
顺便指出的是，进入中唐以后，朝廷采取“征税皆出下贫”[12]的赋税政策，男丁一旦进士登科入仕，即可享受免除赋役的优待，即如沈既济所说“九品之家皆不征”(《选举论》)。姚合在《送喻凫校书归毗陵》诗中也吟道：“阙下科名出，乡中赋籍除。”因而及第入仕也是一般寒士摆脱贫困的一条可行之路，这正如姚合在《送王求》诗里所唱道的：
士有经世筹，自无活身策。
求食道路间，劳困甚徒役。
我身与子同，日被饥寒迫。
侧望卿相门，难入坚如石。
……
诗赋与功名利禄一经联系，便将原先诗人们用于抒写心声的文学样式导入经世致用的天地里，从而促进了诗歌创作的进一步兴旺。当时天下士子尤其是广大庶族寒士都倾心于诗歌学习与钻研并乐此不疲。高适、孟郊、张籍、韩愈、李商隐、聂夷中等大诗人都是少时家境贫寒，全靠私塾、家教以及自学而成才。孟郊在贞元十二年(796年)进士及第(时46岁)后，写下《登科后》这首有名的诗，抒发自己跃登“龙门”后的愉快心情：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陈寅恪说：“当时汉文化之中心在长安，以诗赋举进士致身卿相为社会心理趋之鹄的。”[13]而这种情况，也必然会引起世家大族的强烈嫉妒与不满，其声讨之音时起时伏，一直贯穿于武后以后的两百余年里。仅载于《新唐书》卷四十四、四十五《选举志》有关上疏罢试诗赋、停进士科的大臣就有代宗李豫宝应二年(763年)的礼部侍郎杨绾，德宗李适时期(779—805年)的太常寺协律郎沈既济，文宗李昂大和八年(834年)的宰相郑覃，武宗李炎时期(840—846年)的宰相李德裕等。如“郑覃以经术位宰相，深嫉进士浮薄，屡请罢之。文宗曰：‘敦厚浮薄，色色有之，进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废’”[14]。这些反对者们其实很担心广大出身庶族寒士的知识分子抢去他们的饭碗，因此打着反浮薄的幌子去使绊、使坏。然而以武则天为代表的君王们要的却是源源不断的大批新锐人才来参政议政，至于这些新锐的出身、地位如何，则是不予计较的。
此外，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反对以诗赋取士的大臣中，有的自己就是经试诗赋而登进士科的，如杨绾。他上书给代宗皇帝说，进士科造成“幼能就学，背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的“积弊”，要求予以停止。[15]可是，杨绾自己却忘了他本人就是以进士进身的。天宝十三载(754年)，他在玄宗亲自主持的考试上，以诗赋的华美得宠于天子而登科。“时登科者三人，绾为之首，超授右拾遗。”[16]沈既济虽非进士出身，可是他的儿子沈传师、他的孙子沈询，一个在贞元(785—805年)末举进士，一个则是会昌(841—846年)初第进士。[17]
唐代对以进士科为主的人才选拔制度的创新和对创新后的这种先进制度的坚持，为广大知识分子(包括基层的和出身寒门的知识分子)进入国家各级政权打开了方便之门。有唐一代政治的相对清明与有活力以及社会的相对稳定、国家的繁荣富强，与之有着紧密的联系。
注释：
［1］［3］《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
［2］［14］《新唐书·选举志上》。
［4］《旧唐书·邓世隆传》。
［5］［6］［7］王定保：《唐摭言》卷一。
［8］［11］［13］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02页，第204—205页，第83页。
［9］参见《新唐书·选举志下》。
［10］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11页。
［12］《新唐书·食货志二》。
［15］［16］《旧唐书·杨绾传》。
［17］参见《新唐书·沈既济传》。
作者单位：四川省民政干部学校(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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