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张之洞与四川近代教育的萌芽
作者：何俊华
在张之洞主持下的尊经书院乃是近代中国之旧学向新式教育转化过程中的一个典型。追本溯源，尊经书院应是四川近代教育的萌芽，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尊经书院为近代四川培养了大量人才
由于张之洞定下的教育指导思想，加上历任山长、主讲在掌教实践中主张认真读书，深研学问，并以严格的教育砥砺学子意志，因而使“蜀学勃兴”。四川的知识界开始发生变化，原先封闭沉闷的、冥顽守旧的风气开始被打破，以至“人文蔚起”、人才辈出。有清268年，四川进士近八百人；其中光绪朝30年，就达180人之多。[10]这与尊经书院的创设有很大的关系。
尊经书院从1875年始建到1902年改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28年间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对四川乃至全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著名的学者有：“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中国近代经学大师廖平，四川维新运动的领袖宋育仁，著名的维新思想宣传家吴之英，四川保路运动的领袖蒲殿俊、罗纶，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张澜，为民主共和献身的“大将军”彭家珍，功勋卓越的民主革命家吴玉章，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吴虞，清代四川仅有的状元骆成骧，近代中国著名的书法家顾印愚。此外，还有大批四川知识界的才俊都曾受业于四川尊经书院。他们对四川乃至中国的近代社会，特别是四川近代教育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其次，尊经书院为维新思想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四川尊经书院的办学理念是“通经致用”，张之洞主张以“经史”为一切学问的根柢，但不拘泥于“经史”，希望诸生关心时务、关心国家危亡，揭露社会危机。为求“致用”，自然也就将“中学”与“西学”联系了起来。所以，尊经书院创设之初，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拟开设天文、地理、算学以及格致等“西学”课目；终因风气未开，师资、经费等原因而作罢。不过，《书目答问》在为诸生开列的两千余种图书中，包括了一些“西学”书籍，如《新译西洋兵书五种》、《新译几何原本》、《代数术》、《数学启蒙》、《新译地理备考》、《新译海道图说》、《瀛环志略》、《海国图志》等。尽管书目不多，但在19世纪70年代“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还不十分广泛之时，在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西洋为何处时，能为学生开列出这些书目，已属难能可贵。
19世纪中后期，面对国家多难，“经世致用”思想勃兴，人们重视研究“时务”，揭露并抨击封建社会的黑暗、腐朽，主张抵制外来侵略，倡言变法，改良社会。张之洞离开了四川，但是他的“通经致用”思想却留在了四川。加上新学之风的吹进，四川思想界开始改换面貌，人们开始关注“事务”、留心政治、臧否人物、清议朝政。这一切为改良主义思想的产生、传播创造了条件。
中法战争的不败而败和西南门户洞开的严酷现实，给四川社会，特别是敏感于社会问题的教育界以极大震动。其时，四川不少书院都在酝酿改革，启动“教育维新”的风潮。尊经书院也开始从“通经致用”转向关心“时务”、传播“西学”。到1897年，书院正式增设“西学”课程，如天文、地理、中外交涉、商务、测算等；考试办法也改用策论，要求诸生对“时务”各抒己见。1898年戊戌变法前夕，宋育仁应聘担任尊经书院山长。宋育仁联络维新志士、开明官绅组织“蜀学会”，创办《蜀学报》，意在“开蜀中风气”，“昌明蜀学”，宣传维新思想。百日维新期间，《蜀学报》及时刊载了光绪皇帝的变法上谕，虽然前后仅出版了十三期，却对四川维新思想的传播和维新运动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蜀学报》就设在尊经书院内，尊经书院实际上成了四川鼓吹维新变法的“基地”。[11]
注释：
［1］［4］［5］［7］［8］《张文襄公全集》。
［2］［3］［6］张之洞：《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
［9］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第224—225页，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
［10］李朝正：《清代四川进士征略》，第3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11］隗瀛涛：《四川保路运动史》，第8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作者单位：成都大学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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