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朱熹印象
作者：沈 淦
紧接着朱熹又教育起宋孝宗来：四海之“利病”，百姓之“休戚”，关键在于领导干部的好坏啊；而领导干部的好坏，又在于监督机制——“监司”能否正常运转，能否起到裁庸劣、进贤能的职责；而朝廷又是监司的根本。老百姓能否“得其所”，能否安居乐业，关键在于朝廷——显然，朱熹所说的“朝廷”，就是指有着“乾纲独断”之权的宋孝宗。可是，眼下的情况究竟如何呢？无论是那些大大小小的领导干部，还是监督他们的“监司”，都是“奸赃狼藉、肆虐以病民者”，只不过您陛下还不知道罢了——同样明显的是，朱熹这不等于是在指责宋孝宗严重失职么？
其后，朱熹又屡屡上书力主抗金，由于先后任宰相的汤思退、洪适都主张和议，与朱熹“论不合”，朱熹便辞官而归。直到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新宰相史浩任命朱熹知南康军。朱熹一再推辞，朝廷不许，朱熹才至郡上任。第二年夏天，不少地方发生了大旱灾，宋孝宗传旨“监司、郡守条其民间利病”。朱熹便毫不客气地上疏指出：“今宰相、台省、师傅、宾友、谏诤之臣皆失其职，而陛下所与亲密谋议者，不过一二近习之臣。”而这些“近习之臣”是些什么货色呢？他们“上以蛊惑陛下之心志”，“下则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无耻者，文武汇分，各入其门。”好家伙，这不是明摆着在斥骂宋孝宗贤愚不分、忠奸不辨，是个亲小人、远贤臣的无道昏君么？这还罢了，可朱熹最后竟危言耸听地说：“莫大之祸，必至之忧，近在朝夕，而陛下独未之知。”难怪宋孝宗看了，要勃然大怒道：“这不是将朕看作亡国之君么？”其实，平心而论，宋孝宗固然没有什么大作为，可是矮子里面拔将军，在南宋诸帝之中，还算是不错的。他在位27年间，国内秩序较为稳定，政治较为清明，社会经济亦呈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势头。《宋史·孝宗纪》称其“聪明英毅，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即以朱熹如此尖锐的言辞，孝宗虽然发怒，却未加以“诽谤”、“大不敬”之类的罪名，既未罢官，又未严惩。更加可贵的是，当有人攻击朱熹“疏于为政”时，孝宗还能实事求是地说：“朱熹政事却有可观”，益发可见他的宽宏大量。
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是宋孝宗在位的最后一年——因为翌年二月，他就将皇位传给太子赵，即宋光宗，自己则退居幕后当太上皇。这一年，排挤朱熹的宰相王淮去职，朱熹入朝觐见皇帝。有人赶在他进京的路上去见他，并且告诫他道：“我觉得‘正心诚意’的言论是皇上所厌恶而不愿听到的，您这一次奏对时就不要再说这些话了。”很明显，此人是好心：你朱熹才高八斗，名满天下，却屡屡受到压制排挤，不就是因为看不清官场的大气候、过于耿直坦率么？你只要稍微注意一下言行，稍微适应一下官场的潜规则，还愁博不到高官厚禄么？可是朱熹却一点也不领情，反问道：“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果然，朱熹见了宋孝宗，在指出一些弊政如刑狱失当、制钱病民、科罚之弊后，又直言指责孝宗道：“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无尺寸之效可以仰酬圣志。”紧接着，他觉得口头奏对“有所未尽”，又写了奏章递呈进去，开篇就是危言耸听：“今天下大势，如人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支（肢），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如何改变这一大势，那就必须抓紧六大“急务”：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肃纲纪，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每一条他都细加阐述，洋洋二千言。奏章送进宫廷，已是夜间漏下七刻，孝宗已经睡下了，又急忙披衣而起，“秉烛读之终篇”。第二天，孝宗传旨让朱熹留在临安城里主管太一宫，兼崇政殿说书，却被朱熹极力推辞掉了。
紧接着在光宗、宁宗两朝，六七十岁的朱熹照样以敢说真话、直言进谏著称。宁宗赵扩即位之初，改元庆元，宰相赵汝愚辅政，推荐朱熹入朝，并“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领望治”，朝政为之一新。在这万象更新的气氛中，惟独朱熹担忧外戚韩侂胄干政，屡屡上书宁宗，又“数以手书启汝愚”，希望引起警惕。可惜赵汝愚认为韩侂胄“易制，不以为意”。结果，韩侂胃以阴谋手段渐渐取得权势，赵汝愚被罢去相位，贬逐而死。韩侂胄还不罢休，指斥理学为“伪学”，将朱熹、彭龟年等反对过自己的59人尽皆贬逐，继东汉党锢之祸、北宋元侂党禁之后，又一手制造了“庆元党案”。朱熹既逐，“侂胄益无忌惮矣”（《宋史纪事本末·道学崇黜》），于是专横跋扈，结党营私，权倾朝野，连宁宗皇帝也几乎成了个傀儡。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三月，朱熹病逝。又过了几年，韩侂胄妄图以建立“盖世功名”来压抑普遍的不满情绪，借以巩固自己的权势，又仓促伐金，遭到惨败。他自己亦被礼部侍郎史弥远等密谋刺死。
除了敢于讲真话，朱熹的心中还一直装着普通老百姓，这是他的又一可贵之处。
面对着皇帝，无论是言谈还是奏章，他都把老百姓摆在一个重要的地位反复告诫：“四海利病，系斯民之休戚”，“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他直言指出“民力之所以重困”的原因，就是殷切希望皇帝能够“爱养民力”。在担任地方官的九年之中，朱熹更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实事。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朱熹受命治理南康军（郡名，治所即今江西赣州）。《宋史·朱熹传》说他在南康任上“兴利除害，值岁不雨，讲求荒政，多所全活”。什么叫“荒政”？《宋史·尤袤传》中记载说：与朱熹同一时代的南宋官员尤袤任江东提举时，也碰上大旱灾，他便效法朱熹“讲荒政”，即下五等的农户，所欠租赋在五斗米以下的，全部蠲免。尤袤推行于诸郡的结果，是“民无流殍”，与朱熹的“多所全活”起到了同样的效果。
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浙东一带久旱无雨，水源枯竭，农田龟裂，造成严重饥荒。是年八月，刚从知南康军任满的朱熹，移官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出于对灾民的关心，朱熹“即日单车就道”。在上任的路上，他就移书他郡，募集米商往浙东贩粮，并郑重许诺给以减免税收的政策优惠。于是，米商们的粮船纷纷驶往浙东，待朱熹到达任所时，“客舟米已辐辏”。朱熹又经常“单车屏徒从”，四处察灾情，访民隐，所到之处，人们都不知道他就是堂堂的提举使大人。于是那些贪赃枉法、不积极救灾的官员都受到严厉查处；还有一些贪官污吏则识相地弃官而去。这一来“所部肃然”，官场风气亦为之一变。浙东地区举凡“丁钱、和买、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于民者”，朱熹“悉厘而革之”。救荒有了成效，朱熹又“随事处画”，为百姓谋求“经久之计”；并严肃查处各地有行贿受贿、徇私枉法行为的官吏。朱熹一系列的便民措施，得到了浙东百姓的衷心拥护。宋光宗即位后，朱熹改任漳州知州。他又根据当地实情，上奏废除所属各县的“无名之赋七百万”，并减免“经总制钱四百万”，大大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除了敢于讲真话、心中装着老百姓外，朱熹还有许多优点：比如说重视教育、重建白鹿洞书院；比如说安贫乐道，虽然因“箪瓢屡空”而不得不经常向人借贷，可是“非其道义则一介不取”。这些都不细说了，不过关于朱熹弹劾唐与正一事，《宋史·朱熹传》中倒有比较详细的记载。笔者再参照《宋史·王淮传》、《宋史·郑丙传》及《续资治通鉴》等有关史料，叙述如下：
唐与正即唐仲友，与正是其字。宋孝宗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七月，朱熹以浙东常平茶盐公事的身份视察灾情来到台州，台州百姓纷纷状告知州唐仲友贪污受贿、违法收税等劣行。朱熹“按得其实”，便向朝廷上章弹劾。哪知唐仲友与宰相王淮不但是同乡，还是儿女亲家，与吏部尚书郑丙又是好朋友，此时因郑丙等人的推荐，已经被提拔为江西提刑，只是还没来得及离开台州。朱熹一连上了三份奏章，都被王淮扣留着不奏知孝宗。朱熹毫不气馁，继续上书，一共上了六份——《郑丙传》说是十份。王淮看看实在隐瞒不下去了，才将朱熹及唐仲友自辩的奏章一并交给了孝宗。孝宗令人查究。可是一则由于王淮、郑丙等人的庇护，二则宋孝宗亦“不欲穷其事”，唐仲友仅仅被免去原职，那江西提刑却改由朱熹担任。这大概就是《齐东野语》中所说的调往别处任别职吧？不过在《宋史·朱熹传》与《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八上，都是“辞不拜，遂归”五个字，也就是说，朱熹没有接受任命，而是弃了官职，回家乡著书立说、教书育人去了。
尽管严蕊这一社会地位极其低下的弱女子，不可能出现在《宋史》、《续资治通鉴》等高文典册之中，因此，她蒙冤受迫害的整个过程及真实程度已很难查考；退一万步说，即使《齐东野语》等笔记小说中的记载完全属实，朱熹的的确确在严蕊案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然而，不以一眚掩大德，《宋史·朱熹传》仍然彻底改变了笔者对他的印象。尽管由于才疏学浅，笔者实在无力研究、评判朱熹一生的功过是非；然而一个封建社会的官员，一个不计个人利害、一个敢于讲真话、一个心中装满百姓利益的封建社会的官员，一个能够在贿赂公行、贪腐成风的封建官场中洁身自好、出污泥而不染的封建官员，难道不值得后人钦佩乃至崇敬么？
作者单位：南通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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