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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四川禅林的几位书法名家等
作者：李豫川等
竹禅初学怀素，精于狂草；后通篆隶，自创一体，将篆书的圆转变为方折，用隶书的笔法写篆书，富粗犷豪放之气，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
竹禅著有《画家三味》六卷，光绪十八年(1892年)木刻刊行。其俗家弟子方炳南(1841－1911)，稠其真传，著有《种菊轩画谱》四卷及《炳南花鸟画谱》一卷。
四、雪堂含澈
竹禅的挚友雪堂含澈，俗名支风纲，晚号潜西退士、懒懒头陀，新繁县人。少时家贫多病，被龙藏寺方丈云坞崇远收为弟子，教以内外典籍及诗文。云坞崇远亦为诗书名家，书学怀素，有《云坞试帖诗》二卷和《云坞古今诗抄》二卷行世。
道光三十年(1850年)，含澈继任方丈。他崇尚俭约，大力修治寺院，并潜心研读经籍，旁及诗文六艺，故在诗词书法上造诣颇深。他一生广交文人名士，凡朋辈诗文遗墨，咸为刊布勒石，以广流传。他用近五十年的时间，以寺产作抵押，创建了在国内有着深广影响的龙藏寺碑林。碑林原有碑刻近二百通，目前仅存百通，有苏轼、黄庭坚、文徵明、董其昌、石涛、刘墉、梁同书、王文治、何绍基等名流的各种书法精品。
清末，龙藏寺成为四川寺院雕版印书中心，在刻印了大量佛教典籍的同时，亦刻印了大量国学书籍，现尚存66种。
光绪十一年(1885年)，含澈在《刻邓顽伯先生篆书(心经)跋后》中写道：“书家以平和简静，遒丽天成为神品。宣宗成皇帝时，包世臣以完白山人(即邓石如，字顽伯，1743-1805)隶书、真书列神品之一分，篆、草书俱臻妙品。澈心仪久之，今得篆书《心经》于周西恒孝廉，乃命小徒融天法双钩摹仿，融琢砻石泐之。爱书数语，以申景仰之忱。”可见含澈对书法艺术的见解深受包世臣(1775-1855)《艺舟双楫》影响。含澈所处的时代，碑学早已风靡一时，但他的书法创作却似未受其影响。时尚的北碑，在其笔下未见踪影。他的行书和草书宗二王一派，但也受过苏东坡、黄庭坚、米芾的影响。他追求的风格是“平和简静，遒丽天成”，而无清季一些习阁帖者的靡弱。成都昭觉寺至今保存着他于1883年撰书的长达2．4米的横幅，新都县文管所则珍藏其墨迹达20幅。
传统文化的承载：虎枕艺术
张晓青 梁昭华
虎是人们最熟悉的动物，千百年来，虎一直是勇武威猛的象征，又有百兽之王的地位，可谓威镇四方。正因如此，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虎这一形象一直都被当作生命保护、帝王社稷之位的象征。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虎的形象也因此扮演着装饰器物、美化生活的主角而常存于世。与此同时，虎的造型也随着装饰器物的不断变换及艺术家们思想感情的丰富变化而出现了千姿百态的图案纹样。生活中高大威猛的形象在艺术家们的手中时而威风凛凛，时而憨态可掬。
一、探寻民俗虎迹
虎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它一直被当做权力和力量的象征，为人们所敬畏。中国的虎文化始于传说的蒙昧时代，《山海经》中已有恶虎食百鬼以及西王母是母虎化身的神话。在大量的古文献中，虎的威严被用来象征官府的森严和执法的无私。《说文解字》称其为“山兽之君”。《风俗通义·祀典》：“虎者阳物，百兽之长，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魁。”故传统风俗常祭虎以为神，汉唐时期即有画虎于门首，取虎之神威以镇妖邪。古代还有谓勇武之臣为“虎臣”，《诗经·泮水》有“矫矫虎臣”；又称勇士为“虎贲”，以其“若虎之贲走逐兽，言其猛也”。[1]
虎文化在中国很多民族中都存在着，汉族、彝族、纳西族、土家族、朝鲜族等民族的艺术中都有形式多样的虎纹图案和信仰习俗。在民间，百姓不再仅仅将虎视为凶猛的野兽或者权威的象征，而是把虎视为有灵性的保护神，虎系列的民艺品在生活中自始至终起着护生的神威，并寄托着对生命和生殖的崇高希望。虎象征了英勇、刚健、正义、威严等正面人物的形象和品格，并具有图腾、生殖符号、生命力等象征功能。
陕西民间艺人将虎的形象制作成枕头的形式，在小孩子满月后送给他们，既可以做他们的玩具，同时又利用虎的这一形象意义，起到赈灾辟邪的作用，希望孩子们能够在虎的庇护下健康茁壮成长。[2]艺人们还将虎的这一象征意义，直接反映在对它的装饰及局部造型上。为了加强它的这种象征意义，艺人们将民间常用来赈灾辟邪的五毒纹饰——蟾蛙、壁虎、蜈蚣、蛇、蝎子，立体地缝制在虎枕的身上作为装饰，以此来加强对孩子们的保护，体现出长辈对子女们的无限关爱。
二、虎枕的造型特征
传统的虎枕作为枕头的一种形式，具备了枕头的功用性与舒适性。在设计制作时，艺人们充分考虑到儿童枕卧时的舒适感，因此将虎枕的脊背轮廓设计成向下凹陷的弧形(如图一)，且这一弧度刚好适合头部枕卧时的弯度。在制作材料的选用上和普通枕头也并无两样，只是考虑到小孩子适合的枕卧高度时，将虎枕制作成卧虎的形象，以降低其高度。因此虎枕的制作充分体现了它的功用性，其舒适度和实用性并没有因为改变其外观造型而有丝毫降低。
另外，虎枕区别于普通枕头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很巧妙地将枕与玩具的功能相结合，使它在不经意间又多了一项“任务”——陪小孩子玩耍，这似乎是大人们的故意安排。虎枕的设计围绕着儿童的心理要求，精心地对其装扮了一番。在老虎的面部处理中，艺人们采用了民间大量的具有象征作用的纹饰来造型。如，以双鱼为眉，以人祖为鼻，以太阳为眼的标志，身上则以五毒和各色小花作为装饰等等，使整个虎枕既可爱又有趣。[3]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虎枕既扮演着枕头这一实用型角色，又扮演着儿童玩具这一重要角色。因此，它的造型受到实用和儿童审美心理的双重制约。
这样一种造型形象，在民间经历了数千年，代代相传。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使虎枕的地域特色逐渐同化，形成了较为统一的风格模式。陕西地区虎枕的装饰造型概括起来可归纳为稚、拙、真的特征。
1．稚
虎枕的造型可谓稚趣横生，这集中体现在虎枕的整体形态的处理及局部的装饰美感上。首先，在对虎枕形态的处理上，夸张了整个虎的身体比例，将头部的造型与身体融为一体，腿的比例也明显缩短，使虎看上去缩成圆圆的一团。这种造型大大减弱了虎的威猛感，使整个形象一下子变得稚嫩可爱起来。
细看虎枕的各个部位，无论是头、身体、腿、脚还是尾巴，都被缝制得圆润饱满。这种整体造型趋向于“圆”的表现手法，使虎的形象变得亲切有趣，小孩子也极愿意用手去触摸和抓握，无形中便拉近了它与孩子们的心理距离，成为孩子们的真正伙伴。这便体现了圆形造型的优势。因为，在几何形中，圆形较之于方形更容易给人以亲近感。因此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