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澄清对简帛本《老子》的误解
作者：冯广宏
老子之前，写书并没有一定格式。几句话写成一段（后人称之为一章）以后，接着再另写一段，前后不必连贯，而且段落可长可短，比较自由；那应该是最适合当时书写条件的做法。在老子之前，又可能有不少专载格言的书存在，比如与马王堆帛本同时出土的《黄帝四经》中，有一篇《称》，便是格言的汇集。其中有些用韵，有些不用，文体不尽相同。老子肯定熟读了那些古书，也许从中受到不少感染，所以癖好称引上古格言，形成一种独特的创作作风。但他的书决不是格言汇编。
三、《老子》版本问题
朱谦之《老子校释》将传世《老子》版本分为石本、写本、佚本、道藏本、诸刻本等，共列出103种，各本篇章体裁虽然基本一致，但文字或多或少总是有些差别。[4]马王堆甲、乙两种帛书，是完整的《老子》书最古老的版本。不过许多研究者都有这样的看法：虽然帛本最老，本子却不是最好。因为抄写中有不少夺误；又用了许多异体字、假借字，比较难读；助字特多，文字不够简洁。
更加古老的郭店简本三种《老子》，是个任意摘抄的本子。虽然以章为单元去抄，但是既不按河本分章的顺序，也不一定把整章原文抄全。由于出土时竹简是散乱的，整理时也许没有完全恢复原貌；但总体上感觉当时抄得十分随意，显然抄者的想法主要是拿来自己看的，所以不必讲究。这三种抄件，按整理者所定次序，依照河本章号排列如下：
甲组——19、66、46、30、15、64（部分）、37、63（部分）、2、32、25、5（部分）、16（前半）、64（前半）、56、57、55、44、40、9。
乙组——59、48（部分）、20（部分）、13、41、52（部分）、45、54。
丙组——17、18、35、31（部分）、64（下半）。
简本应是从完整的《老子》书上按需摘录，犹如读书札记，因而并未照顾到原书的前后顺序。但为什么有这样的安排，则有抄者自身的考虑，比如乙组主题偏于修道，丙组主题偏于治国等。有人认为，这三组应分别抄自三个不同的原本，也许那时民间流传的版本就有文字大同小异的多种。其根据，一是“无”字甲、乙两组都抄作“亡”，只有丙组作“无”；二是甲组和丙组都抄有第64章的相同一段，可是文字却有好些差别。其中甲组可能抄自最古的本子。
但也有一些学者存在着不同看法，认为这三组就是《老子》祖本，并非节录。它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充实，不断修改，才逐渐形成今本。比如甲组第56、57章相连，两组第17、18章相连，表明原著这两章本来就没有分开。[5]这一意见，明显比较牵强。裘锡圭指出，即使把这三组抄件看作零散的老子语录，也很难设想，有人竟能把在一二百年之内流传的多种老子语录，内容丝毫不漏地合编成五千言。今天这三种语录，全见于现在传世的《老子》中，那真也太凑巧了。
笔者注意到近年出土的各种简帛古书，全都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假借字特多，而且用得没有规律，同一个字，这里用假借，另一个地方却又不用，而且异体字用得也很自由。李零曾经指出，“亘”、“亟”二字经常互混，似乎当时允许这么混用。笔者发现帛书《周易》上假借字大量存在（许多卦名与现在熟知的音同字不同），“象”字全都写作“马”，也该是同类情况，以致邓球柏硬要曲解“两仪分四马，四马分八卦”有特殊道理，上了假借的当。
第二个特点是，简帛本所抄内容与原著多数不会一模一样，总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别。古书里常有一些并列词句，如《老子》第12章，河本以“五色”、“五音”、“五味”、“驰骋田猎”、“难得之货”为次序，而帛本次序却是“五色”、“驰骋田猎”、“难得之货”、“五味”、“五音”；第14章，河本与视、听、搏对应的是“夷”、“希”、“微”，而帛本却是“微”、“希”、“夷”；第41章，河本“大白若辱”与“大方无隅”几句连在一起，而帛本却放在前面“上德如谷”之后；第80章，河本“安其居，乐其俗”，帛本却是“乐其俗，安其居”。像这一类并列句谁前谁后，有时无关紧要，抄者似乎也很随便。比如文字与今差异最小的帛书《周易》，其卦序却与今判然有别。这种例子举不胜举。所以《老子》简帛本文字的相互差异，完全不用奇怪。
其所以有此现象普遍存在，主要是古时文化界有那种陋习，见惯不怪。一因当时流传的字不是特别多，或者说识字的人认字不很多，所以常常习惯于写别字：二因古代书籍没有出版一说，全凭抄写，抄录雇佣军责任心不强，随心所欲；三因过去教书读书少有课本，全凭背诵，抄书者也习惯背诵，所以难免把字错写成音同或音近的字；四因当时抄完书后，并没有校对的习惯，当时对于版本问题极不重视。
上述那些抄写习惯带来很多弊端。同一本书，各种抄本总有几个字存在差异，在上古时代几乎没有十分标准的版本。自从西汉刘向父子校书之后，他们校理过的古书才有了定本。这些情况，在出版业兴隆的今天，简直难以想象。
除了上述原因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古人写作时，无论动机和效果与现今都大有区别，以致今人不好理解。那时没有地方发表作品，文章写好以后一般是自我欣赏，或者准备存之名山，传之后人。所以文章也不用标题，想到哪写到哪；而且不用分篇分章，要断就断，要连就连。有时把别人作品整段抬过来，也不算抄袭，因为大家都没有版权。当读别人的书、想抄录一段时，也不必按原文忠实抄录，或录其大意，或摘其数句，有时把自己的心得体会也夹着写在里面，称为“抄撰”，这在当时完全认可。因此先秦时代的《山海经》里，能夹进秦汉时的地名；号称文王撰写的《周易》卦爻辞，出现成王康王时的内容。这些风气直到宋代，都没有怎样改变。像北宋编纂的《太平御览》上摘录的古书句子，与原书核对，文字也常常有异。举例言之，就连其中所录《蜀王本纪》，同一段原文抄在不同的卷中，文字竟然完全不同。这种例子还不止一处。
根据这些“抄撰”习惯，我们必须澄清一些误解：并不是时代越早的抄本，就越接近原著；因为传抄过程中并不全都一丝不苟，不存在随意改动的现象。古书的定型化过程，基于印刷术的昌明之后；在前则依靠官方的整理，比如刘向父子校书。古人对古书作者和时代的记述，常有师承，今人不应动辄疑古、辨伪，推翻成说。这倒不是一种保守主义，因为我们对古代的实情，实在了解甚少，常常自作聪明，以今拟古。近年考古发现给人们上了好几课，原先论证得十分精确的结果，古本一出，却发现全都错了。
总而言之，《老子》确为春秋时老聃一人自撰。写作时以章为单元，但前后并不连续。简帛本的发现，证实了它成书甚早，传抄本子颇多；而各本文字略有不同，却应看成古书的一种共性。在文字的差异处，究竟哪个本子最可从，须个案研究，并不是时代越早的抄本就越好。
注释：
[1]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商务印书馆，1935年。
[2]见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中册，商务印书馆，1931年。
[3]转引自[美]韩禄伯：《简帛老子研究》，邢文改编，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2页。
[4]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
[5]《道家文化研究·郭店楚简专号》（第17辑），三联书店，1999年。其中汇集了各种看法与意见。
作者：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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