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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宇“移治郫邑，或治瞿上”考论
作者：李绍先
成都平原土地肥美，气候湿润，加之灌溉之利，乃是发展农业的极佳之地。所以，杜宇氏“移治郫邑”，也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农业，“教民务农”。《山海经·海内经》云：
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盖天下之中，素女所出也。爰有膏菽、膏稻、膏黍，百谷所生，冬夏播琴（种也）。
“都广”何在？学者多认为“都广”即“广都”，所谓“黑水广都，今之成都也。”[11]结合《华阳国志》“杜宇教民务农，……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社主君”记述，可见杜宇“移治郫邑”之后，成都平原农业生产发展的盛大景象和重大影响。
“岷山之阳”的古蜀王国，“江、湔、绵、洛”四水交汇，纵横其间。这里洪水泛滥，河网沼泽遍布，显然对早期人类的聚居、劳作相当不利。然而，二三千年前，杜宇氏“移治郫邑”，不仅在卑洼潮湿之地“作邑”而居，营建居邑聚落，而且带领古蜀先民不畏艰险，同洪水和湖沼作顽强拼搏，发展农业生产。杜宇氏“移治郫邑”，堪称古代四川开发历史上的伟大序章。
3.“移治郫邑”，也是对鱼凫氏的一种政治怀柔
蜀族来自川西北高原，即古文献所记“蜀山”、“岷山”、“汶山”和“西山”等。进入成都平原的古蜀人不仅所处自然环境险恶，而且面临着与土著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因其时“蜀民稀少”，古蜀族向成都平原腹地推进过程之艰难可想而知。《蜀王本纪》记：
蚕丛、柏灌、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
看来在与土著人的争战中，三代蜀王都曾有过败绩。不过，战败后的蜀王虽不再是蜀地酋邦共主，“仍不失为一国诸侯”[12]。他们收缩战线，又退回到自己的发祥之地去了。这就是古文献三代蜀王“神化不死”、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的真实内涵。
既然大部分古蜀人仍然依傍失国的鱼凫氏“随王化去”，“王蜀”新主杜宇氏自然有所对策。我们认为，“移治郫邑”就是对鱼凫旧部的一种政治怀柔。
杜宇“移治郫邑”，将自己的势力从江源转移到“汶山下”，从军事争战分析，是有乘胜追击，防止鱼凫部势力卷土重来用意的。再者，“治汶山下”，强力压境，也可以最大限度镇慑、分化鱼凫旧部，争取蜀民归化。杜宇称“望帝”之后，有“更名蒲卑”举措。郑玄注《礼记》谓：“蒲，合蒲，如凫头也”。学术界多认为蒲卑、柏灌、鱼凫，其意均为“水鸟”。笔者认为，杜宇氏变更本族信仰，遵从古蜀人一以贯之的鸟崇拜，不仅是为了表明自己王统的正宗，更主要是为争取“随王化去”的蜀民归化。
从文献关于“化民往往复出”、杜宇失国“升西山”的记载和“望帝春心托杜鹃”的凄美传说故事可知，“移治郫邑”之后，由于杜宇氏的争取和努力，不仅“化民复出”，蜀地归心，而且古蜀人也接受了这位异族共主。
《华阳国志·蜀志》说：
（杜宇）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
虽有夸大溢美之词，但杜宇时期在前代蜀王基础上，成都平原得以进一步开发，农业生产也发展了，国家也渐强大，是可以肯定的。古蜀国至杜宇氏时期开始富强起来，这不仅为今天研究三星堆遗址灿烂文明提供背景历史解说，而且我们发现杜宇以为“池泽”的“江、潜、绵、洛”，正是古蜀王国的富饶之区，鱼凫氏、杜宇氏的“瞿上”古城也处于这一区域的腹心地带。
注释：
[1]屈小强、李殿元、段渝：《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段渝：《古代的蜀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
[2]蒙文通：《古族甄微》，《蒙文通文集》第2卷，巴蜀书社1993年。
[3]蒙默：《试论古代巴蜀民族及其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贵州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
[4][9]徐中舒：《论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
[5]顾颉刚：《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
[6]《古文苑》章樵注引《先蜀记》。
[7]段玉裁：《说文解字段注》，成都古籍书店，1981年。
[8]参见《德阳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载拙文。
[10]王泽枋：《瞿上、商瞿、商瞿墓》，《历史知识》1983年。
[11]杨慎：《山海经补注》。
[12]蒙默等：《四川古代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题图为三星堆遗址部分地貌）
作者：德阳教育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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