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60年前的民生公司职员日记(下)
作者:冉云飞
六、日记中的物价记录
物价事关国计民生,与人们的生活须臾不可分离。各种事关百姓生活的寻常物资的价格,倘不在一个老百姓所能够承受的合理范围之内,便会出现一种不稳定的征象。抗战后期及国共内战时的物价波动,可谓20世纪中国物价波动之经典。这一经典波动,不仅改变了我们大家的日常生活,而且改变了大家的政治生活。
何现伦是民生公司的一个普通职员,完全靠工资生活,而且他的工资中有一部分是要拿来接济弟弟何现邦、侄儿何光洲读书的。虽然相对其它单位来说,民生公司的薪水不算菲薄,但何现伦也常是捉襟见肘,东挪西借,因之对物价飞腾异常敏感。所以,何现伦两厚册日记中关于物价的资料是异常丰富的,现只能择其要者来述说。
1945年的日记刚开始未久,何现伦便从剪头发这一小事上,看出物价在一周内上涨三分之一的情形。一个礼拜前只需要六十元,而现在则需要一百元,若是有电吹风,则需一百二三十元,完全是翻倍。因此他说:“近来物价都波动得历害,各物上涨,大约都有一两倍。但是一般靠薪吃饭的人,感觉得很懊恼。各物都涨价,只有薪工不涨价。就是涨一点,也不多,总赶不上物价的涨”(1945年1月19日)。同一天日记他说一个茶房生病费钱一万二千多元,“可是他的薪资,哪里有那么多呢,怕就在(再)作个九个月,也不够吧”,所以他说,现在生病的普通老百姓,只有等死。3月17日的日记里,何现伦又用理发来对成渝两地的物价作了个对比:“二月九日,我到了成都,就在成都去理发,而成都的生活本来比重庆高,那时的理发价目,二百五十元,……报纸十五元一张,比重庆高多了”(1945年3月17日)。但他说从成都返重庆这20天里物价波动了不少,我估计也和成都的物价差不多了,虽然没有具体的数据。而到了1947年10月份,到了很经济的青年会去洗澡一次,都要费四千元了(1947年10月28日),可见连洗一次澡都是不容易的。而寄一封信,“一涨就是五倍之多,这怎么得了”。至于当月之伙食费,更是令人惊骇的数目:“我们这个月的伙食费,是十五万元,我听到这个数目字,不免一惊!在六月份里的伙食,才六万余元,而这个月里就涨到差不多两倍”(1947年7月2日)。
对于老百姓来讲,衣食住行,永远与物价之升降息息相关。而民生公司的业务便事关水路运输,因此其物价之腾堕也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关联甚大。“这一个月起,票价已加了,长航加到百分之三百的,有加到百之二百多的。惟有货运,与同差费(原文如此,可能系专业术语,未晓何义——冉注),还未加。不过就是客票加下来,亦不说很可观,已很可以了”(1945年3月17日)。至于公路运价,也因油价上涨之故,狂涨不已。6月份,“公路局的车票,已经涨价了,加了百分之八十,重庆到成都,十六万七千八百元”(1947年6月26日),而到了9月,“物价在这几天,又在起波动。最使人注目的公路局的车票又加了百分之五十,现在成都到重庆的车,特快车票每票二十五万余元,普通车二十万元上下”(1947年9月16日)。彼时之行路难是有目共睹的,加之汽车经常抛锚,在路上食宿,又得花许多。行走成渝两地,所费不赀,令人浩叹。
物价飞腾,有人命将不保,有人还要勒紧裤腰带读书。何现伦支持他弟弟何现邦和侄子何光洲,可谓罄尽所有。而何现伦的好朋友李平安送他妹妹李惠玲到南温泉之南林中学读书,亦是所费不少。李平安的工资算比较可观的,有三百多万元,但是读中学所需费用,就花去了他一月工资的三分之一。读南林中学“需缴费八十余万元,书籍费下来,一共一百多万元,算起来,也算相当贵的了”(1947年10月3日)。这哪里是普通老白姓所能梦见的,许多人因此只有辍学家中。一般人不能读书;能读书的,也忙着去放高利贷,生子金拿利息,好让自己生活好过一点。比如正在西南学院读书的双流人程雪儒,“她要拿一百万去放息,可以放二十七万元”,利息高达27%,但利息的上涨未必能跟得上物价的腾跃。百物昂贵,通货膨胀到“银根奇紧、现钞奇缺,各银行乃至国家的银行——中央银行,都缺现钞”;“今日报纸上看倒(到),上海中央银行,派两架专机来运现钞到渝城,救济渝城的现钞荒”,这实在也算千古奇闻。“在这一种情况之下,行辕下令,禁止现钞带走。如其百多万以内,可以走;在二百万以上,就不准随带起走”。限制货币流通的自由已至如此,但正如何现伦所说,这“只是一个治标的办法”,弄得“好像有闹风潮的举动了”(1947年5月10日)。
百姓受物价折腾之苦,与战争之苦难,交相压迫,形成了1947年人民生活的主要态势。物价本身不稳定,加以内战风声越来越紧,就更见令人不安。1947年2月10日何现伦日记里说:“接到上海的电报,黄金涨到680000元,美钞涨到14000元,上下午不同,每天的消息都是如此”;而“在一个月前,黄金的价格,才涨到三十万元左右”,可见一个月内,黄金的价是如何飞涨!关于内战对物价飞涨的影响,让老白姓无法安稳生活之苦,何现伦说道:“在抗战时候,我们还原谅政府的苦衷之处,现在抗战既已获到(得)胜利,我们也就不能再原谅政府。为什么不诚心诚意的,把各党各派拉拢,共同组成一个联合政府,使大家来共谋国是,这就是政府不对的地方”(1947年2月10日)。“在这百物高涨之时,政府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把这物价踏下去”,“这就是内战在作祟,如果去年一团和气起来,怎么会这样啊!”(1947年2月13日)“在抗战七八年中,初初物价腾涨,也不如现在这样飞涨,一般人心都不惶恐。因为都知道,这次的抗战,是关系全国人民的生存。所以无怨言,不怕无价的涨,也能忍受的。而现在就不同,因为现在打的是内战,因此我们不同情现在物价的飞涨”(1947年2月10日)。
作者单位:四川省作家协会(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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