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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抗战时期的工业发展述评
作者：谭晓钟
根据国民政府统计局统计，截至1940年底，内迁的企业共计448家。从内迁企业原住地来看，以上海和武汉两地最多，分别是148家和160余家。从迁入地来看，迁入四川的最多，有254家，占54.7%；迁入湖南的次之，有121家，占29.2%；之后分别是迁陕西27家，占5.9%；迁广西23家，占5.1%；迁入其他各省23家，占5.1%。而在抗战中，随着国民党军队的湘桂大溃败，原先迁往湖南、广西的企业又被迫再迁，其中绝大部分迁入四川。而迁川的企业90%以上分布在重庆及周边地区。[6]
三、重庆经济中心的形成
早在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就比较注意制定大后方工业发展规划，推动四川的工业经济中心的建设。其在充分考虑了各种因素后，确定了大集中、小分散的布局和充分依靠旧有的经济中心以及依地理位置、原料产地、交通运输条件而定的方针。因此，国民政府分别建立了一些工业区，而最大最集中的工业区，最符合条件的就是重庆。重庆地处大西南腹地，是西南重要的交通枢纽。在西南地区大城市中，重庆的工业基础最好。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又成为战时国家的政治中心，以重庆为战时国家的工业中心自是顺理成章。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四川的近代工业非常薄弱，发展也非常缓慢。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组织的沿海沿江地区工业的内迁，使四川的工业一改战前发展颓势，各类工业都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建立起门类比较齐全、具有相当规模的近代工业体系。可以说，抗战时期是四川近代工业的发展高潮。
沿海沿江的大批兵工和民营企业内迁以后，分别在四川、湖南、广西、云南、陕西、甘肃等后方省区形成了11个工业区，以四川最多，有5个。具体是：1、酉阳龙潭镇是汽车修理、装配与炼油工业区；2、万县、长寿、涪陵一带有水电、棉油工业区；3、泸县、内江、五通桥、乐山、自流井等地建有发电、酒精、制盐、制酸、造纸、炼油、炼焦等工业；4、威远地区建有煤炭和钢铁工业；5、重庆地区，沿长江东起长寿，西至江津，北起合川、南达綦江的范围内，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区。
重庆集中了大后方军工和民用的主要企业，如枪炮、弹药、钢铁、机械、化工、纺织等行业，建立起四川的近代工业体系，成为中国抗战时期军工和民用物资的主要生产基地。
兵工方面，先后内迁重庆的各个兵工企业，都是中国兵工企业的精华；加上国民政府兵工署接收、改造、征用的原川军兵工和与兵工相关企业，经过配套整合，形成重庆军工生产基地，造就了抗战时期中国军事工业的中心。它为抗战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
钢铁工业方面，国民政府在重庆领导建设了一系列钢铁生产企业，其中炼钢厂7家，占整个大后方炼钢厂的70%，生产的钢占全部钢产量的80%；冶铁企业的数量虽然不多，但生产的铁却占大后方全部铁产量的50%。重庆成为中国抗战时期的主要钢铁基地，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机械工业方面，重庆集中了内迁的大多数机械企业。据统计，在1940年，重庆机械企业数量就占整个大后方机械企业数量的65%，资本金额占51.5%，工人数量占37%。其重要地位显而易见。
化学工业方面，重庆的化学工业发展也较快，尤其是与动力和燃料有关的工业发展很快。抗战时期汽油、柴油等燃料油短缺。为解决这一问题，炼油和代用液体燃料（酒精以及用桐油、菜籽油等植物油提炼）生产企业成为重要的新兴产业。据统计，1944年，重庆有炼油企业35家，占大后方全部炼油企业总数的40%以上。其他民用化学工业也有了长足进步。
纺织工业方面，重庆在抗战前虽然也有纺织企业，但没有一枚纱锭，不能纺纱。抗战时期沿海沿江纺织企业内迁重庆，这才开创了机器纺纱的新局面。当时重庆集中了中国最大的几家民营纺纱企业，使重庆成为主要的棉纱生产地。据中纺公司1945年1月制作的《大后方纱厂一览表》统计，重庆纺织企业拥有的纱锭数量占整个大后方纱锭总数的51.6%，占织布机数的50.4%，棉纱产量的52.8%，棉布产量的32%。
由此可见，重庆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战时经济中心，为支撑全面抗战做出巨大贡献。
注释：
[1]经济部《西南西北工业建设计划》（1938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
[2]王国强：《中国兵器制造业发展史》，第109页，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
[3]《兵工署训令》（1937年10月17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
[4]《兵工署第四十四工厂厂史纪略（1946年）》，贵州省档案馆藏档。
[5]《内迁工厂史料专辑》（一），《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
[6]参见周开庆：《四川与对日抗战》，第52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71年。
作者：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都）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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