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１９世纪美国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女性形象

作者：周莉莉

　　他们的评价传达出言说者的目的。传教士在第二次宗教热潮中，带着美好的梦想来到中国，却屡屡受挫。他们最初将其归于中国政府的限制。19世纪中后期，美国国内发生了严重的知识危机，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经济发展带来的自由主义意识严重威胁到宗教在美国的权威地位。而海外传教士的成就对复兴美国宗教的影响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美国传教士在中国的进展却不尽如人意。他们虽然跨过了中国政府的限制，但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仍给他们的传教带来巨大阻碍。于是，改变中国女性地位成为他们传教工作的一个突破口。他们在中国创建女子学校，让中国女性受教育，同时成立“天足会”，提倡女子放足。正是建立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传教士们的描述一方面被看作是向中国女性传递西方文明，另一方面也成为对教士工作的肯定。这也跟他们要拯救中国女性，让她们像西方女性一样“逸乐无穷”的教义吻合。
　　由此可见，19世纪的美国传教士的中国女性观是被定格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下，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中心论”的思想影响。传教士们将中国的人与事边缘化，带有种族歧视性。这种排他性地描述中国女性的话语形式，体现了明显的政治需求和文化利用。这样的中国女性形象在建立之后又不断地被重复和强化，成为后来美国人在中国女性形象建构中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它对20世纪初期西方人眼中被动、卑微、无知的中国女性形象的建构有着重大的影响。
　　
　　注释：
　　[1]克洛迪约·博谱兰：《中国热》第99页。转引自米丽耶·德特利：《19世纪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页。
　　[2]Mimi Chan Through the Western Eyes Images of Chinese Women in Anglo-American Literature,Hong Kong:Joint Publishing Co.Ltd,1989.
　　[3]亨特著，沈正邦译：《旧中国杂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8页。
　　[4]《中国丛报》，V01.3，1837年，第468页。
　　[5]《教会新报》（三），（台北）台湾文书局印，1968年。
　　[6]转见约·罗伯茨编著，蒋重跃等译：《19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114页。
　　[7]转见罗久蓉、品妙芬主编《近代中国的妇女与文化（1600-195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5月版，第803-804页。
　　[8]明恩溥著，秦悦译：《中国人的素质》，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6，171，175，210页。
　　[9]转见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10]Claude M.Fuess,The Life of Caleb Cushing (New York,1923)I, P414-415.
　　
　　作者：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成都）研究生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