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阳翰笙与鲁迅
作者：徐志福
1935年底，为组织抗日统一战线，共产国际和党中央指示解散“左联”。开初鲁迅不同意，认为保留它作为统一战线的核心不是更好？后经有关方面说服，他这才同意，但建议发个声明，说明解散的原由。但是周扬等人没听从鲁迅建议，自行解散了“左联”，这使鲁迅很生气。接着有关抗日的“国防文学”与“大众文学”的论争又起，周、鲁又各执一端，形成对垒架势。1936年8月，离鲁迅逝世只有两个月，他托冯雪峰写了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就有了开头关于“四条汉子”的称谓。他告诉周扬等“左联”领导：“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并质问他们：“什么是实际解决？是充军，还是杀头呢？”其时鲁迅拒绝参加他们组织的中国文艺家协会。他在重病中给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写信说：“当病发时，新英雄们正要用伟大的旗子，杀我祭旗，然而没有办妥，愈令我看穿了许多人的本相。”可见，“左联”内部尖锐的宗派主义帮派斗争，给予晚年鲁迅刺激是极大的，至而对自己人生作了调整：不再与左翼文运领导合作，准备搁下匕首重新回到创作上来。他在临死前写的《死》中遗言：“孩子大了，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过活，万不可去当空头文学家。”对自命不凡的革命理论家们，鲁迅看得最为透彻，总结的教训也比别人深刻。
三、阳翰笙对鲁迅的尊崇
正当周扬等人与鲁迅展开新一轮论争之际，阳翰笙于1935年2月因叛徒出卖被捕，软禁于南京。年底，阳翰笙为《新民报》办《新园地》副刊，学习鲁迅以杂文作匕首、投枪抨击国民党不抵抗主义，公开称像鲁迅十年前在北平一样，掀起一场打狗运动，不仅打哈叭狗，还打各种狗类。他仿照鲁迅写了《养狗篇》、《打狗篇》和《辨奸论》等（图四），矛头指向汉奸等形形色色的敌人。阳翰笙也提倡“国防文学”，但不反对鲁迅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赞成鲁迅的两者并存论。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同月26日，阳翰笙在《新园地》上发表《悼鲁迅先生》的散文，对鲁迅逝世表示“很震惊”、“很哀痛”，像“逝去一位能征惯战的英雄无敌的指挥者似的。”他高度评价先生功绩，称“鲁迅先生是我们难得的领袖，我们最可宝贵的导师”，表示要继承遗志，与中华民族内外的敌人搏斗下去。
1938年10月，阳翰笙为第三厅采购医药器械和车辆到了香港。当地文艺界知道他与鲁迅的关系，在10月22日举行的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会上，推举他为主席团主席。他在致词中说，在痛失广州、武汉危急的当头纪念鲁迅，更有特殊意义，强调要学习鲁迅不屈不挠、绝不妥协、绝不投降的战斗精神。抗战期间，“文协”、“文工会”等举办鲁迅诞辰纪念会和研究鲁迅学术讨论会，阳翰笙都力争参加，完全是出自内心对鲁迅的敬仰。
“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冤案逐步平反昭雪。1975年7月2日，毛泽东对林默涵给他的一封信写了批语：“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刚出来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得到批示后迅速贯彻，“四条汉子”中的周、夏、阳获释，结束了长达九年的囚禁生活，可有一位却死在监狱了，那就是田汉。领出来的是化名李伍的骨灰盒，里面装了一支钢笔，连骨灰都没留下！六年后的1981年9月25日，官复原职的中国文联主席周扬（夏衍、阳翰笙是副主席）在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作一万余字的长篇报告，题目叫《坚持鲁迅的文化方向，发扬鲁迅的战斗传统》。这位当年鲁迅的“论敌”，此时秉承毛泽东对鲁迅的一贯评价，称鲁迅为站在时代最前列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英雄战士，思想解放运动的杰出先驱，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全面论述鲁迅思想的形成、发展和现实战斗意义。历史的发展真是饶有趣味。
面对台上周扬赞美鲁迅的滔滔宏论，阳翰笙自然也感慨良深……
不久，他在为别人写的一篇序言中深刻总结说：“当时，我们很年轻。我们有热情，但缺少经验；我们敢革命，但不熟悉社会，不深知历史，不善于革命。我们帮助过鲁迅，影响过鲁迅；反过来，鲁迅又教育了我们，为我们拨正了航向，我们许多人都没有像鲁迅那样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成绩和缺点看得那么准确，那么深刻”（《不灭的火种——左翼文学论》序第5页）。以上这些认识，绝非几十年后的应景话语，而是对那场文化论争深思熟虑后的深刻总结。客观、公允，有反省，有自责，也有经验和教训。其给人的启迪是：前人的艰辛跋涉，是为后人识途铺轨啊！
作者：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