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大师为什么也会有失误
作者：邵 工
建平信陵县有税氏。昔蜀王栾君王巴蜀．王见廪君兵强，结好饮宴，以税氏五千人遗巴蜀廪君。
这条虽与上揭大体相同，但多出“建平信陵县有税氏”句，“见廪君兵强”句前多一“王”字，“以税氏五十遗廪君”作“以税氏五千人遗巴蜀廪君”，与上揭文字不同者不少。且经查商务印书馆影印《通志略》，王辑又误“五十人”为“五千人”。显然蒙老所引既非《路史》，亦非《御览》，亦非《通志略》，则究何所本乎?由《通志·氏族略》启发了我上溯去查林宝的《元和姓纂》，果然在《姓纂》卷八查得：
税 盛弘之《荆州记》云：建平信陵县有税氏。昔君王巴蜀(原注：案《荆州记》作“蜀王栾君”，此脱)，蜀王见廪君兵强。结好饮宴，以税氏五十人遗廪君。
此文与蒙老所引最相近，虽多“蜀王”、“人”三字，可能是据此文而稍有省略。但蒙老为什么不说是引自《姓纂》而说是引自《御览》呢?这又说明并非取自《姓纂》。及检阅张澍《蜀典》，其卷十二有“税氏”条，文中所引《太平御览》云云，乃与蒙老所引全同，始悟蒙老实乃取之张氏书；所谓《御览》云云者，乃为张氏所欺诳而致误耳。这个记载既出自唐人所引列宋时书，其史料价值就更高了；至于如何用来考论廪君的时代，说来话长，只好留待翌日了。
邓少琴先生也是近世治巴蜀史的名家，我读他所写《巴蜀史迹探索》第36页《巴史新探》中有这样一句：
《方言》：巴濮之人，自称“阿婿”。
巴人的族属问题，学者所见也各不同：或以为越人，或以为壮泰人，或以为苗徭人，我则以为是古濮人。这条材料说明巴人与濮人的自称相同，自称相同说明它们的语言有亲属关系，也就是说两族有亲属关系。结合两《蜀都赋》的“东有巴赍，绵亘百濮”、“左绵巴中，百濮所充”，这条材料可算是巴为濮人的有力说明。但我把《方言》翻了好几遍，总找不到这个记载，显然《方言》中没有这记载。我又查《辞源》，但《辞源》没收这个“蜴”字，于是查《经籍纂诂》，在平阳部查到“蜴”字：“蜴，摇也，《方言》六。”经查《方言》六竟无此蜴、媱二字，在卷十中有：“媱、惕，游也。江沅之间谓戏为媱，或谓之惕。”不知此“惕”是否为“蜴”之讹，然其非“阿蜴”字则是明显的。由此我怀疑“阿蜴”是否可能是“阿阳”之误，于是再查《纂诂》“阳”字，果然查到：“阳，予也，《尔雅·释诂》。今巴濮之人，自呼阿阳，《尔雅·释诂·注》。”经核之《十三经注疏》之《尔雅·释诂》，此语果为郭璞之《注》，并非《方言》之语，显然可能是邓老弄错了。但《郭注》自作“自呼阿阳”，而不是“自称阿蜴”，究竟是邓老用《郭注》而发生笔误呢，抑或是另有所本呢?我于是怀疑这也可能出自张澍，经查《蜀典》卷七果作：“扬子方(此处脱‘言’字一引者)云：巴濮之人，自称阿蜴。”看来，邓老也当是因张澍而误。但是张氏此语也不是他的创造，我在找“蜴”字时曾查《中华大字典》，其女部载：
婿，我也。《汉书·西南夷传》：夷人自称日蜴，按《方言》：巴濮之人自呼阿蜴。
而《蜀典》也正作：
扬子方云：巴濮之人，自称阿婿。按《前汉书·西南夷传》：夷人自称蜴。与子云说合。郭璞《尔雅注》引《说文》女人称我日炔。炔即蜴字。张说《汉书》谓夷人自呼蜴，此语实出自《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蛮夷“渠帅为精夫，相呼为炔徒”，而引文又显有讹误，且其讹误又正与《中华大字典》相同。张氏当然不会引用《中华大字典》，而可能是一同出自《康熙字典》。经检《康熙字典》，果然。张氏于此条又言“郭璞《尔雅注》”云云，则又皆误。按《十三经注疏》本，郭璞在《尔雅·释诂·注》中，只说了“今巴濮之人自呼阿阳”，而并未引用《说文》“女人称我日姎”之语。张氏在此实际并未检核《尔雅·郭注》，故不知“巴濮之人自呼阿阳”之非《方言》，亦不知《郭注》之未引《说文》，所谓郭注云云，只自欺欺人之语而已。有学者早就指出：张氏以未参与修《四川通志》，于《通志》成书后作《蜀典》专以攻《通志》为事，然《蜀典》之谬误亦多。于此数条，可见一般。幸读张氏书者，慎之慎之。
近二三十年来，因巴蜀考古之发展，出土大量文物，研治巴蜀史事者日益增多。此本是可喜盛事，但某些文人学士，好作文不好读书，本无识见，率尔操觚，陈陈相因，转相贩卖，甚者以奇谈为创见，以怪论为新颖，谬种流传，贻误后人，实可悯叹。我常说，二手材料中常有颇足珍视者，但在使用时一定要核实。上述诸大师其失误之由，皆在于此。这虽只是偶尔个别情况，但以其地位不同，而其影响却不小。这些教训，是值得我们共同吸取的。
作者：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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