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中上古时期期蜀语文献资料综述
作者：汪启明 谢芳琳
关于文人以占籍为单位的空间排列，复旦大学陈尚君先生的工作做得比较系统。其所著《唐诗人占籍考》，可以看出诗人占籍的基本分布，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这一分布状况与文学的关系。
七、崔荣昌先生《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的最后，辟有专章“四川方言研究述评”，分为“四川方言的词汇研究时期”、“四川方言语音的普查时期”和“四川方言的全面研究时期”，将此前四川方言的研究成果作了一个总结。其附录“引用论著作者索引”列举了他在写作是书引用到的相关文献共191种，其中专著61种，各类文章130篇。这些材料，有的是直接研究四川方言的，有的是相关的历史地理文化等文献；其中研究四川方言的文献计有书籍28种，论文110篇。截至目前为止，以中上古时期蜀语为对象或大量涉及的研究论著较少，主要有：
崔荣昌：《四川方言的形成》，《方言》1985年第l期；
崔荣昌：《四川方言研究述评》，《中国语文》1994年第6期；
黄尚军：《四川话部分词语本字考》，《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995年第70辑；
刘君惠：《扬雄方言研究》，巴蜀书社1992年；
罗韵希：《四川方言中保留的古语》，《南充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
钱玉趾：《古蜀地存在过拼音文字》，《四川文物》1988年第6期；
钱玉趾：《古蜀人的语言和文字》，屈小强、李殿元、段渝主编《三星堆文化》第十七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
段渝：《巴蜀古文字的两系及其起源》，《成都文物》1991年第3期；
钱玉趾：《古蜀地存在过拼音文字再探》，《四川文物》1989年第6期；
孙华：《巴蜀符号初论》，《四川文物》1984年第l期；
孙华：《成都得名考》，《志林大观》1993年第2、3期；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
王文虎、张一舟、周家筠：《四川方言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张慎仪著，张永言点校《续方言新校补·方言别录·蜀方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张一舟：《<蜀语>音注材料分析》，《语言研究》增刊，1994年；
张永言：《简论<续方言新校补>(三种)》，《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984年第22辑；
赵振铎：《<广韵>音系和成都话》，《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984年第22辑；
甄尚灵、张一舟：《<蜀语>词语的记录方式》，《方言》1992年第1期；
罗宪华、经本植：《<说文解字注>与四川的方言和名物》，《四川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冯广宏：《巴蜀文字的期待》(10篇)，《文史杂志》2004年第l期-2005年第4期；
冯广宏：《巴蜀文字探究和释读》，《成都理工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刘道军：《论巴蜀文字与古蜀王》，硕士论文，2007年。
八、2000年。崔荣昌先生发表了《九十年代出版的四川方言论著》(《成都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55第～57页)共统计专著7种，未涉及相关研究论文。其集中对20世纪90年代十年间出版的四川方言研究论著进行简介，并以《四川境内的湘方言》、《四川泸州方言研究》和《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三种论著为代表作述评。其中特别提到《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一书，认为具有通论的性质，特点是：1.重视四川方言现状的实际调查，第一次揭示了四川境内的官话、客话、湘语与闽语诸方言的源流、分布和特点；2.将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结合起来，以四川人口源流为核心，以历次移民入川为线索，把方言与文化的关系阐述得比较清楚。3.将四川方言同汉语诸方言(境内民族语言)进行比较，以论证其相互关系和影响；4.著者通过10多年的艰苦调查，先后深入四川省60多个县市的乡村，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族谱史科，所依据资料翔实可信。张永言先生评价《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时说：“概括说来，本书揭示了巴蜀语言文化本身及其与华夏语言文化的融合过程，阐明了四川方言的形成与历史上中华民族几次大移民的关系以及兄弟民族之问的交往对四川境内语言的影响，这全都是富有新意的。”(《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张永言《序》)。近年来，有一些当代学者研究四川方言时，对中上古蜀语有所涉及，例如蒋宗福《四川方言词语考释》(巴蜀书社2002年)、纪国泰《蜀方言疏证》(巴蜀书社2007年)、黄尚军《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修订本，2002年)等，这些书的面世，表明学术界对四川方言的历史研究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但是，他们对中上古时期的蜀语研究还是显得不足。
九、有些文献，尽管有学者认为是蜀地文献，但意见还不统一，不能轻易地将其作为蜀人著作。例如《山海经》，由于论者的属地不同，从各自的“中心论”出发，因而分歧很大。何观洲主张邹衍为《山海经》的作者，21世纪仍有些人持此观点；顾颉刚等主张非一人之著作，作者为秦人(如顾颉刚《禹贡全文注释》：“《禹贡》作者的籍贯同《山经》作者一样，可能是秦国人”)；袁珂等主张《山海经》作者为楚人或楚地人；吕子方、蒙文通等认为有巴蜀人的手笔(如吕子方《山海经杂记》等)。另外，卫聚贤主张“战国中年”的“楚以南人所著”，并进而推演为墨子弟子印度人随巢子写定；李行之认为《山海经》作者是楚国南部一位少数民族士人，其籍贯之地望为今湖南省常宁县。还有人主张《山海经》有北方齐国、燕国人的手笔。归纳起来，《山海经》作者共有三种说法：一种是“中原人说”；第二种是“楚地人”说；第三种是“巴蜀人”说。因此，我们在研究中使用《山海经》时，要十分地审慎，一般不应用来充作上古时期的蜀语材料。
十、历代文人学士搜集的蜀语资料。从扬雄《方言》起，对蜀语的记录就没有间断过。扬雄《方言》，郑玄注群经，郭璞注《尔雅》《方言》，唐代李商隐集《蜀语》(《蜀尔雅》)，宋代陆游、黄庭坚的诗文，明代杨慎《蜀中广记》《全蜀艺文志》，李实《蜀语》，清代杭世骏《续方言》及程先甲、徐乃昌的补续之作，张慎仪《蜀方言》，直到晚近章太炎的《新方言》、黄侃的《蕲春语》以及《成都通览》等，都记录了蜀语的语音、词汇现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上古蜀语考论》(项目编号06XYY014，项目主持人汪启明)的部分前期成果。
作者：汪启明：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成都)教授、编审谢芳琳：四川省民政干部学校(成都)高级讲师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