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刘咸炘的书学理论
作者：杨代欣 侯忠明
这些都极有见地。
刘氏虽然“且于诸家所盛称之北碑，亦多不解其妙”，却对《石门铭》、《刁遵志》、《郑文公》、《敬使君》、《张黑女》、《太公表》等魏碑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魏碑是北魏碑版上流行的字体，主要有造像记、碑碣、摩崖和墓志铭四大类，其行笔迅疾，点划大多刀味甚重，转折处以侧锋取势，形成了内圆外方，钩趯力送，撇、捺重顿的用笔特点。它结构或长或偏，有疏有密，纵横奇斜，在我国碑版书法艺术上占有突出的位置。魏碑作为一种书体，虽然顺应了北朝历史的发展要求，但它仍然是被限制在一定的时空条件和一定的用途上使用的，况且其流行时间也不过只有几十年，所以“凡碑皆好”是根本立不住脚的。刘氏研习碑版不走极端，忌讳鱼目混珠，注重去粗取精，值得效法。
刘氏认定“唐人重碑碣”。虽然初唐贵瘦硬，雄强之气未泯，中唐丰厚，一扫江左姿媚书风，晚唐又寒硬奇崛，力矫中唐肥厚之俗，但唐代从头至尾碑版都十分发达，这是其总的特点。由于南派书法“不宜碑碣”而“褚书虽小而势已大”，唐初名家如于立政、高正臣、魏栖梧、王知敬、敬客皆受其影响。此后，李邕、徐浩将势加大，颜真卿则专作大书。李、徐、颜虽然用笔各异，但“势皆曲铺横宕”，可见褚遂良对唐代书法影响至深。
总的说来，刘氏认为唐书不同晋书，其特点是“北法暗流，阴兼并南法”，“唐人重碑碣，大书深刻，固非北法不可”。
虞世南、欧阳询是初唐四家中重要的两家，刘氏强调学他们的书体“仅可取其笔，不可取其势”，而且“学虞不如学欧”，学褚书应以《孟法师碑》为宗。褚《圣教》“笔纤势弛不可学”。
宋代帝王提倡帖学，宋太宗赵匡义刻《淳化阁帖》，宋徽宗赵佶刻《大观帖》；天下纷纷响应。宋代是帖学盛行的一代。
刘氏指出：“自苏、黄、米三家以还，行草书各成面目，具一特殊之美者甚多。”宋代的书法艺术当推苏、黄、米成就最高，对后世的帖学影响很大。
虽然刘氏评价苏东坡“天资独绝，其平生字字皆由天才创变，不由学力摹效得来”，但也不否认他在书法上所下的后天功夫。他还指出苏书也有缺点，如用掩笔，“有偏侧之病，拓大时往往窘露。”
对于米芾，刘氏认为：“襄阳自夸大书，而笔太不坚”。米芾的“集古字”是我们值得效法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广泛地继承传统的深厚基础上创出新意。米芾家藏古帖甚富，自名其居曰“宝晋斋”。他善临仿，可使名鉴赏家薛绍彭不能分辩真伪。这说明他对古人法书用笔、结字、章法、气韵有非常深刻的研习和独到的领悟。米芾又自称“刷字”。他用笔迅疾而劲健，快而能收，特具气势。但米芾也有不重法度，把笔轻灵，虚锋特多的毛病。对于元、明书法，刘氏的评价也非常中肯。
赵孟頫是上承唐宋，下启明清的著名书法家，也是一位在书法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赞誉者认为他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是集晋唐书法之大成的了不起的一代宗师。刘氏亦肯定赵孟頫的小楷，认为：“松雪始重小真书”；但同时又指出：“赵体大行，庸熟平浅已极。”笔者认为，赵孟頫字有软滑流靡的一面，俗畅而乏逆势，结字谋篇雷同化，但也有像《度人经》、《汲黯传》一样的好作品。他的楷书兼行意，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板滞的毛病。不过，他的篆书、隶书不值得效法。
明季书风姿媚多而刚健少，秉承前代，帖学大行。刘氏云：“宋至明，小真书之美当推宋仲温与文衡山。”宋克以钟元常、王右军为师，其小楷蕴藉。他的章草能在继承传统上下大功，得索靖、皇象的精髓。刘氏称赞他：“用章草笔势，疏纵而朗秀，乃默与唐人契。”文徴明少时天资很差，全靠后天功力成一大家。其小楷从《黄庭》、《乐毅》中得来，法度谨严，一丝不苟，丰润适度，法韵两胜，年九十能作蝇头书，实为难得。刘氏说：“衡山取虞、欧之急，缩谨而坚致，亦成前此未有之观。”
祝枝山在书法上取得一定成就。他兼工众体，笔法得自黄山谷，对赵字也下了很多功夫；但也正如刘氏所称“若枝山则只在松雪范围中”，未跳出藩篱。又由于他笔下驳杂不纯，自己面目少，则被刘氏评价为：“谓之乡愿可也，何足以抗香光乎。”
刘氏对董其昌的评价比祝枝山高。董的章法布局得力于杨凝式《韭花帖》极深，其作品行距较宽，形成了疏宕、洒落之风韵，是明代晚期大家。
清代书法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可以与盛唐齐肩。其书法的发展大致为分帖学期和碑学期两大阶段。
刘氏是看重刘墉和包世臣的，他指出：“至学者为赵、董范围，以后多衰尔庸熟，其自成笔势者，惟石庵、倦翁耳。”刘墉有“浓墨宰相”之称，其字貌丰骨劲，棉里裹铁，能用硬毫写出软笔效果的行书。刘氏评刘墉云：“实自成一妙，有与张、杨一派笔势相会处”。刘氏肯定了包世臣对苏、米、董诸字用笔的精研，自称：“吾之略知宋以来诸家之笔势，即由学倦翁而得也。”刘氏认为只要悟得刘墉、包世臣的用笔，那么对宋以下的各派书家就能“大略思过半矣。”
对于邓石如，刘氏主要作重于他的真书。他认为：“邓山人真书朴茂，自成一种，不倡言唐，而自似唐，彼固未见《孟法师碑》，而势乃多暗合，则由深于分法耳。”
尽管各个时期有不同的风格、面目，如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明人尚势，但刘氏指出“其间自有相承递变之迹”，而“相承递变”的基础乃建立在北碑南帖的分野之上。刘氏强调南帖是由篆书发展变化而来，北碑源于分书，南碑南帖“至唐混合”。唐代碑碣真书发达，北法盛行。宋代，由于重行草，不仅碑书衰微，而且篆、分几乎绝迹。这样一直延续到赵、董以后，书坛“柔靡已极”。清代之所以“逆反之机自是始”，就是“金石学兴”，篆、分又得到重视。
我们从中可以悟得这样一个道理：如果书法不以篆、分为基础，那么其兴盛也许只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杨代欣：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研究员
侯忠明：达州文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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