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6期
《真定路学乐户记》补释
作者：马春香
碑文中有两处用到了“置”字：“按郡学始建，置乐生十有六人，春秋二仲上丁释奠犹用俗乐。”“至顺二年援乐生例，请设相礼及诸执事者，又置礼生二十有五人……”毫无疑问，这两个“置”字均为“设立”之意。
碑文中又有两处用到了“增置”一词：“延五年改作雅乐，增置四十有五人。”“至顺二年援乐生例，请设相礼及诸执事者，又置礼生二十有五人，寻增置八人，然后声容文物烨然，最圻内诸郡。”而这两个“增置”的意义却有所不同。前一“增置”为增加至、增加到之意；后一“增置”则为增设之意。按，真定路学建立时设置了乐生16人，到延五年时增加到45人，至顺二年设礼生25人，不久又增加礼生8人。这样，路学共有礼乐生78人，与碑文“镇阳郡学礼乐生通七十有八户”的记载相符。若将前一“增置”也作“增设”解，那么真定路学礼乐生的人数则为：路学初建时设乐生16人，到延五年增加了45人，至顺二年设礼生25人，不久又增加礼生8人，共有礼乐生94人，与碑文“镇阳郡学礼乐生通七十有八户”的记载不相符。因此说，对于碑文中的两个“增置”应作不同的理解。
4、关于“古城县”。
据《元史·地理志》记载，元代真定路无“古城县”；《正定府志》历代正定的属县中也没有出现过“古城县”。碑文中出现的“古城县”应为晋州的“鼓城县”。《元史·地理志》曰：“晋州，唐、宋皆为鼓城县。元太祖十年，改晋州。太宗十年，立鼓城等处军民万户府。中统二年，复为晋州。领四县：鼓城、饶阳、安平、武强。”鼓城，即春秋时鼓国，白狄的一支，为晋国所灭。《左传·昭公十五年》：“晋荀吴帅师伐鲜虞，围鼓。”杜预注：“鼓，白狄之别。”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历代州域形势·春秋战国》：“（鼓），今直隶晋州，即故鼓国也。《左传》昭公十五年，晋取鼓而反之；二十二年，晋灭鼓。”至于“鼓城县”因何以“古城县”的面目出现在碑文中，笔者揣测原因不外乎以下四个：或者撰碑时笔误；或者撰碑人图省事；或者正定一带当时“古城县”与“鼓城县”通称；或者元代一度改“鼓城县”为“古城县”。总而言之，“鼓”写作彼“古”在当时被人们普遍接受而不会产生歧义。
二、《真定路学乐户记》碑的史料价值
按碑文所记，元代真定路学初建时只有乐生16人，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增至45人，每年春秋二仲上丁释奠也由用俗乐改作雅乐。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援照乐生的成例，置礼生25人，不久又增设8人。到刻此碑的元惠宗至元四年（1338年）时，真定路学共有礼乐生78人。考察元代历史，真定路学的建制、规模应该与当政皇帝的措施以及真定的历史文化环境有关，而《真定路学乐户记》碑的史料价值，也正在于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元朝两代皇帝对礼乐文化的重视以及真定城深厚的文化底蕴。
1、真定路学的建制和规模是元代当政皇帝政治措施的直接体现。
统一后的元朝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元朝廷以法律的形式划定民族等级，制造民族矛盾，实行民族压迫，在政治活动中一以贯之的是严格的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人制。同时，为了江山的稳固，有的皇帝也比较注意推行“汉法”，元仁宗和元文宗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两朝皇帝。1312年，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他“通达儒术”，注意用儒家学说来治理国政，与以前几朝皇帝大不相同。即位之初，他整顿吏治，裁减冗员，编纂律令，恢复科举，颇想有所作为。虽然在其母亲及其私党的干预下，仁宗的一些措施难以推行，但也有得以实施的，延五年（1318年）真定路学礼乐生增至45人及每年春秋二仲上丁释奠由用俗乐改作雅乐即是一例。元文宗在位时间不长，但大概是元朝历代皇帝中受汉文化熏陶最深的一个。他即位后，建奎章阁，集中儒臣文士讲究艺文治道；编纂《经世大典》，记载有元一代制度；在文化方面颇有贡献。在这种大环境下，才有了真定路学“至顺二年（1331年）援乐生例，……又置礼生二十有五人，寻增置八人，然后声容文物烨然，最圻内诸郡”的繁盛局面。
2、真定路学的规模与礼乐生员的分布还与真定的历史文化氛围有关。
据《元史·地理志》记载，元代真定路辖一司（录事司）、一府（中山府，领无极、安喜、新乐三县）、五州（赵州、冀州、深州、晋州、蠡州）、九县（真定、藁城、栾城、元氏、获鹿、平山、灵寿、阜平、涉县）。
碑文最后列明了真定郡学乐生的隶属情况。属录事司者22户，属真定县者15户，栾城、藁城、平山县各有2户，古城县和无极县各有1户。录事司为元代路、府治所设立的管理城中户民的机构（《元史·百官七》）。真定路共有乐户45户，在录事司和真定县者37户，也就是说真定路的乐生有82%集中在真定城中。
真定（今正定）有城，始自十六国，为前燕大将慕容恪攻冉闵时所筑安乐垒。398年，北魏道武帝登常山郡城（今石家庄市东古城）望安乐垒，嘉其美名，遂移郡治于此。之后又几经变迁，到唐武德四年（621年）复移恒州治所于此，从而奠定了真定河朔重镇的历史地位。唐开元年间，诗人高适谒恒州刺史韦济的《真定即事奉赠韦使君二十八韵》诗，称颂真定“城邑推雄镇”，可见城市建设规模已相当可观。“安史之乱”后，成德军节度使以真定为据点和朝廷分庭抗礼，真定城市建设进一步加快。《大唐清河郡王纪功载政之颂碑》（俗称“风动碑”）记载，唐宝应二年(763年)成德军第一任节度使李宝臣在滹沱河洪水灌城后，借机扩展城池，这和《读史方舆纪要》中所说“郡旧城周二十里，唐宝应中，成德帅李宝臣筑”是一致的。城市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真定政治地位的提高，到唐兴元元年（784年），真定又升为大都督府。五代时，成德军最后一任节度使王似乎又曾对城池有所扩建。宋人吕颐浩在《燕魏杂记》中说：“王承祖父之业，士马强而蓄积厚，……今真定府使廨，雄盛冠于河北一路，府城周围三十里，居民繁庶，佛宫禅刹，掩映花竹之间。世云塞北江南。”陈正祥所著《中国文化地理》，把中国古代城市规模划分为五个等级，其中三级城为“城周10～25公里”。按这个标准，真定在唐代时已经发展成为一座中等城市了。
宋时，真定为河北西路的治所，城市在工商业的推动下更加繁荣。宋金对峙时期，这里成了南北文化的交汇之处。南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诗人范成大出使金国，途经真定，看到了这里保存的北宋大曲歌舞的演出，不禁感慨系之，说：“虏乐悉变中华，惟真定有京师旧乐工，尚舞高平曲破。”（《石湖诗集》卷12《真定舞》诗小序）1126年，金兵攻陷汴梁时，确曾在索要金帛、良马、军器、书籍的同时，还索要官吏、博通经学者、医师、工匠以及倡优、伶人，带他们到北方来，有落户于真定者。而蒙古与南宋“约同灭金”时（1234年）比金人胃口更大，干脆说定：地盘归宋，而人民全部北徙。于是“汴梁、郑州之人多居真定”，致使真定“有故都之遗风”。这些中原移民能大批地植入真定，足见真定当时地位之高，也必定使真定经济、文化的发展倍增生机。
在蒙古灭金及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真定一直由汉人世侯史天泽家族所控制。史氏家族比较注意推行涵养民力、发展生产的对策，曾有效地解决了兵民未分、赋役无定法及国兵奥鲁的骚扰问题，社会生产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真定路之南门曰阳和，……左右挟二瓦市，优肆倡门，酒垆茶社，豪商大贾，并集于此。大抵真定极为繁丽者。”（纳新《河朔访古记·常山郡部》卷上）从时人的这些记录中不难看出，相对于金元之际北方广大地区生产力所受的巨大破坏，真定地区可称得上是一块沙漠中的绿洲。
真定侯史天泽父子还是具有较高文学修养的人。史天泽本人是散曲作家，成书于元至顺元年（1330年）的钟嗣成《录鬼簿》将其列为“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行于世者”；其子史樟，即史九散仙，也曾撰写过杂剧。他们都喜欢交纳文人。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当权者对文人的宽容态度，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众多流离失所的文人名士向真定地区聚集，王若虚、元好问及白华、白朴父子就是其中声名较著者。《录鬼簿》记载的前期真定杂剧作家主要有白朴、李文蔚、尚仲贤、戴善甫、侯正卿、史樟、江泽民等7人，在真定地区形成了较大的元杂剧作家群，真定也就成了元杂剧早期的一大中心。在路学中专门设置“礼乐生”，而且人数颇多，这说明在真定的文化教育中，音乐教育是其重要内容。而音乐教育的兴盛，对元杂剧这种以说唱为主的综合艺术来说，势必产生一定的影响。元延五年（1318年）以前，“春秋二仲上丁释奠犹用俗乐”，这俗乐恐怕和元杂剧的乐曲更有渊源关系。这也说明了元代真定文化、经济的“极为繁丽”，无论是在真定形成元杂剧作家群，还是把真定称为“礼乐政教之乡”，都不足为奇了。
〔责任编辑：许潞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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