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头顶巨石的诗歌银针
作者：燎 原
邰筐的言说姿态同样颇富意味，他将城市的林林总总精确逼真地端现出来，却并不做愤慨的谴责，甚至以讥诮、嘲讽的语态，有意消解着激愤，由此而呈现出这样一种象征意义：一个诗人已在生存的摇撼中，夯实了心灵的脆弱。虽然他并不能改变什么，却可以持有轻篾的权利。
朵渔的诗歌构成了第三种观察点。这是从存在的表层垂直下扎，在集体无意识的混浊区看到了精神受辱的真相后，挺身回应的一个人的写作。这位曾经的“下半身”一词的首创者与写作的发起人之一，在2004年因着与“单位”一次事关精神尊严的冲突决然离职，其生存和写作由此发生了一次断裂性的变化。“羞耻感时时纠缠着我……我的写作伦理基本是对羞耻感的某种回应”(朵渔语)。
如果说，邰筐的“一个穷人的羞愧”起始于生存的物质层面，而物质层面的压力是沉重的，不可回避的，那么，朵渔的“羞耻感”则是精神层面的体认。从世俗的角度上说，它是轻的，可以通过妥协来回避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俗世实用学的层面，为之提供了诸如“委曲求全”等等一整套的理论和技巧，并在社会公众的血液溶化中，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这样，当朵渔甘愿罹受生存的仄逼，而绝不接受精神的受辱时，便有了一种饲身真理的孤身陷阵意味。而真理的被嘲笑，则是当今最大的时尚，也是当今公共精神现象中最大的耻辱。
在朵渔的组诗《雨夹雪》(《人民文学》第3期)和《平原虚构》(《十月》第3期)中，分别有《妈妈：你来救我》与《妈妈，您别难过》这样两首诗作。一个年龄上已过而立之年并且诗风一贯硬朗的诗人，却在此向母亲发出儿童般的告呼，“临近中年，前程在折磨着我／能够放弃的已经不多，能够得到的／均是未知”，“妈妈，你听到那知了的叫声了吗／那么急迫，像是一场崩溃”，这样的心灵崩溃感应表明，在现今要选择一种有尊严的生存，所付出的代价仍是如此巨大。“妈妈，我不再乞怜、求饶／我受苦，我爱，我用你赋予的良心／说话，妈妈，你高兴了吗?”当这样的诉求完全排除了对公共社会的寄望，而仅仅面对自己普通的乡间母亲时，也直接通向了仅只固守于中国民间的人生处世准则和道德真理源头。它是任何时代精神溃退的最后屏障，以及再生之地。
但这并不是朵渔诗歌的全部。正像“雨夹雪”这个标题显示的多种象征意味，在诗歌基调上，它是朵渔内心微寒的苍茫感的映现；在题材伸展上，他室内场景的诗书幽思能径直通向“非洲的青山／和黑暗的约旦河”，更通向深居在时光中民国时期的“乡村史”：“风物冰凉，小流氓也感到无聊”，“有人读论语说废话／有人登高有人纳妾有人偷欢”。他在语言形态上这种荤素不拒、雅俗皆备，却拒绝恣肆放谵的聚气为骨，则是一个诗人打通了经史、江湖、民l司的屏障之后，重新生成的象征
在这一大致相同的写作向度上，还有寒烟和李南。这是在当下一直保持着独立、节制的写作质量，却被严重遮蔽了的两位女性诗人。而不无巧合和象征意味的是，她们的精神血缘，则与俄罗斯的两位女性诗人茨雅塔耶娃和阿赫玛托娃直接对应。在寒烟以写作与生存的卑微感、窒闷感的反复抗衡中，诗歌逐渐变成了一种宗教性的受难的高贵，以及挺身迎击的激情和骄傲。“你测量过的深渊我还在测量／你乌云的里程又在等待我的喘息／苦难，一笔继承不完的遗产／引领我走向你”。这是寒烟在副题为“给茨雅塔耶娃”的《遗产》(《太湖》第3期)一诗中，对于彼此相同命运的体认。她接着更在《头顶的铁砧在唱》一诗的末尾骄傲地高呼：“敲吧，打吧／我的兄弟／我的仇人／把你的愤怒再加深一点”!这让人油然想起阿赫玛托娃从上个世纪传来的声音：“世界上不流眼泪的人中间，／没人比我更傲慢，更纯粹。”
而曾经把阿赫玛托娃称作“姐姐”的李南，则在相同的倔强与骄傲中，以组诗《幸福生活》(《诗潮》第1—2月号）。解化出心灵的澄明与祥和。这应该是一种进入死角而获轻逸的境界。她在精神对峙的僵局中，体证到了一种类似于禅宗的观想方式：从卑污中唤出花朵，“把水变成蜜”。她在《遥寄江南——致兰花》一诗中这样写到：“答应我，你不许在暮色中唱起哀歌／不许把红色的事物看成血／答应我，我们要把美德在大地上传播”，由此而向与她一样的人们传递这样一种声音：我们要爱大地上一切微小的事物，要爱我们自己，当一切的卑污都成了我们体证幸福的原料，我们“还要在这个世界上再活一辈子”。的确是太骄傲了，一种在精神的大摇撼之上澄澈的骄傲。
四
上述诗作以非如此不可的精神抗衡，凸现为一种具有痛楚感和灵魂感的写作。而承续着新世纪以来基本态势的2007年的诗坛，则呈现着主流解体，偶像覆没，更新提速，新锐起于蒿莱，名流生于蜕变的格局。它使习惯于跟随事件热点效应的公众阅读失去了焦点，也在自由元素的激活中抬升着当代诗歌的整体水准。
这首先表现在原先一大批模糊的面孔变得清晰，继而以新锐的姿态崛起。比如阿华、韩宗宝、白玛、徐颖、君儿、熊焱等等。阿华以刊发在诸多刊物上的大量诗作，环绕出一个“公社时代”的梨树镇场景，在对陈旧事物和器具慢节奏的体味与遐想中，呈现出温暖、善良、干净的光芒。韩宗宝以潍河平原“一个人的苍茫”，扫描暮色中喑哑的乡村物事，以敏锐的内心面对波澜不惊的生活。熊焱在少年视角和语态上的乡村图像，以烂漫和沉重的纠缠，映现出苦涩的乡村记忆。同样作为都市女性，君儿和徐颖以对于当下诗坛和女性诗歌风尚貌似的无知和无视，实现无法之法写作中的自我凸现。君儿以市井生活氛围中行似颓废荒诞的“济公态”，以毒攻毒，坚持心灵的简洁与纯净。此前很少在刊物上露面的徐颖，却以《生一个孩子就叫格瓦拉》为代表的一组诗歌(《星星》第1 O期)，使她几乎成了诗坛一个意外的亮点。她以橙色私人生活场景中蓬勃的想象力，将都市生活空间导向类似于南美或非洲丛林战斗营地的幻象，体认一种奔放、刺激、酣畅的心灵激情。其诗作中率直的意气感和绚烂的放肆，恍若怒放的罂粟，随着年轻饱满的血源供给而浑然天成。
与上述的新锐相对应，久居名家行列的韩作荣等，则成为从蜕变中重新焕发的典型。近年来，韩作荣从他曾经偏重的大题材、重主题的主流写作模式中一再后撤，在主流写作放弃的常态生活中，恢复诗歌健全的感应力。在组诗《韩作荣近作》中(《诗选刊》第8期)，他的写作呈现出一种接近于智者的状态。丰富的人生阅历使他洞明世事，波澜不惊，又给了他在题材涉猎中随心所欲，从平常态的事像中看见非常态，继而洞烛幽渺的能力。但他绝无智者的自得，甚至绝不滥用抒情臧否的权力，他只是层层剥笋般地呈示，直至机锋尽现。虽然他最终发出的，也有调侃的笑；但更多的则是感同身受的苦笑。
作为实力派女性诗人，林雪、宋晓杰等人从女性题旨上向着大地上卑微事物具有悲悯感的写作转向，同样引人注目。目睹了曾经自豪的东北工业基地在社会经济转型中的盛衰巨变，林雪在纷杂的心灵沧桑感中，寻找一种“高于诗歌”的力量。继而以“赫图阿拉”形而上的神性，“土显田”的形而下的平凡这两种向度的综合，回应自己的寻找(《诗刊·下半月》第6期)。宋晓杰则以微痛的体恤感，注视黄昏大地上“宽广、嘹亮的哀愁”(《太湖》第3期)。
若干年来，甘肃一直以阳、古马、胡杨等实力中青年诗人的众多和年龄上的梯次衔接，而成为当下诗坛的一个重镇。而在这个极易引发“雄浑苍凉”风格联想的群体中，却有着在当下堪称一流的文本技艺。诸如人邻在组诗《(幸福诗篇》中(《诗刊·上半月》第5期)，于旧钟内听雨、晨露中取光的简约、纯粹与性灵。娜夜的诗思具有一种乌云式的广阔的覆盖感，大地上的物事，梦中的物事，战乱中乞讨的伊拉克盲童……(见组诗《祈求》／《人民文学》第3期)都可以是她的题材，而她的呈现则仿佛头顶巨石的银针扎入肌肉神经，清晰的微痛和不可名状的复杂意味，正如同无标题音乐传递的那种效果。
书写进行到这里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可能已导入了地域诗歌的描述，虽然这已超出了本文的边界，但我还是愿意就此提供一些简单的信息，因为以诗选或民间诗刊为核心的地域诗歌群体的结集和呈现，已成为当下诗坛的一个重要现象。这其中有以李少君牵头，集合了海南诗人作品的系列诗选集《海拔》。杨然和凸凹牵头，以成都诗人为主体的民间诗歌辑刊《芙蓉锦江》。由刘洁岷等牵头，以湖北诗人为主体的民间诗歌辑刊《新汉诗》。江苏的章治萍以同人为主体的民间诗歌辑刊《诗家园》。而广东，既有定期出版的《中西诗歌》，又有黄礼孩以专题辑刊持续推出的《诗歌与人》……这只是我的信笔所至，其后长长的名单不再罗列。
最后，我想把相同的问题还给那些缺乏基本的当下阅读却为诗歌而“忧患”的媒体记者：2007年这样的诗歌现状，“是否真的表明中国诗歌有死亡的危险?”2008、1、3夜·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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