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好老太，坏老太
作者：格里高利．桑德斯
当然，说她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并不完全正确。我母亲坚持认为“种族主义者”这个词用来形容她太过强烈。因为姆妈从不对人刻薄，也不充满恨意，只是认为每个人都应恪守本分。
在那段日子里，我听到了很多这样的观点——只要非洲裔美国人认清自己的本分，他们就可以有生存权。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使得种族主义听起来像是势利的特别刻毒的形式。奥布莉娅姑身上所具有的这种烙印使我想起了普鲁斯特对于查尔斯的评论：仅仅因为他是一个势利小人，就影响到对他生活各个方面的评价，那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我很想将奥布莉娅姑妈的种族主义大部分归因于受了她母亲的影响，但是我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她承认把说“黑鬼”这个词和将种族隔离作为道德准则的关键是错误的，那么她也就不得不承认姆妈的错误。重要的是她不会承认姆妈是错了。然而，种族主义把她同她身上最美好的品质——她对她所爱的人的无条件忠诚，无论他们是活着还是死了——都给玷污了。
“雷克斯，亲爱的，过来坐在我边上。”她说。（奥布莉娅姑母总是称大家为亲爱的，她把我叫成雷克斯）。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她时她提出的请求，她死前的那个圣诞节，那时我快五十岁了。大饭桌上的座位表不是固定的。每年它都被一再地商议。但是因为我是全家族中唯一一个左撇子，所以我一直都坐在桌子的末端，离奥布莉娅姑妈的座位很远。如果我现在坐到她左边，那我的胳膊肘就会碰到坐在我右边的惯用右手的人。但是我怎能拒绝她呢？她已经九十三岁了，身体正日益衰弱。
我们都知道即使奥布莉娅姑妈能活到下一个圣诞，她也不可能再次为我们准备饭菜了。她是如何准备今年的呢？首先，她很早就开始准备了，饼干、糖果和派的皮事先在几个星期前就已经烤好或者和好了，然后她把它们冰冻起来。她是非常讲究的，所以她女儿只能把她安置在轮椅上，然后推着她去食品杂货店，以便她可以亲自选择芹菜、椰菜，乃致所有的材料。
虽然奥布莉姑妈腿部功能衰退，但她却没有被局限在轮椅上。在经历了两次心脏病发作后，她变得非常虚弱，自己只能走很短的距离。她的一个孙子稍稍帮了她，她坐到了一张餐椅上，接着她的女儿就推着空的轮椅进了书房放在看不见的地方。显然，奥布莉亚姑认为我们记忆中的她的形象是很重要的，所以她不想让我们记得她坐在轮椅上吃饭的样子。
“靠近我点，亲爱的雷克斯。”她说。
我连忙把椅子拖到她旁边，近得她都靠在了我椅子上，就好像她要给我看她的牙齿有多大似的。实际上，她只是想好好端详我的脸。她的视力最终也衰退了，但是她没有完全失明。虽然电视对她来说不过是一片模糊不清的颜色，但是她仍然能用放大镜阅读用大号字排印的《圣经》。如果你的脸距离她在两英尺以内，她还能与你进行眼神交流。
“你看到了我的树吗？”她说。
一时间我无法确定她指的是哪棵树，是圣诞树，还是在她家前院草坪上的那棵大橡树。我意识到没有圣诞树的时候，你能坐在客厅里通过落地窗向外看到那真树像被完美地框在画窗之中，就如从外面看圣诞树一样。因为我只是经常在假期里来这儿，所以只感觉到树像花瓶中插的花那样具有的装饰点缀作用，而这样种在地上的树已经成为了奥布莉娅姑妈最引以为傲的财产。她认为这棵树是很珍贵的，因为是它让这块土地变得如此昂贵。当她廉价卖清奥提斯叔父留给她的财产时，她本可以高价卖出这块地，然后用这笔钱去旅行或者裘皮衣服之类或者捐给慈善机构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然而，她却为自己留下了这棵树，并把房子建在了树荫里，那样她就能每天坐在客厅里欣赏它，享受纯净的审美愉悦。现在她仍可以在回忆中看到它，而且远远胜过我在现实中因为视线被圣诞树所遮而看不清它。
“是的，我能看到你的树。”我告诉她。
“我一直都爱着那棵树。”她说。
从她那长时间的凝视中流露出的迷离使我震惊，因为她的热爱更多的是对督伊德教的，而不是对园艺的。
“今年我雇了一个老黑来把我的树叶耙成一堆。”她告诉我。
是我明显退缩了，还是只是仿佛觉得自己退缩了？为什么她一定要向我显示她的这一面？此次很有可能是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次谈话。它好像不会成为一个很好的话题。最多只是闲聊时提及的琐事。她的树长得太大了，以至于需要一个老黑花上不止一天的时间去把树叶耙成堆然后再装袋。第二天她发现他看起来很不高兴（她用了“拖曳着腿”这个词语，）她问他出了什么问题，他告诉她他妻子早上被送进了医院。她对他说应该去医院陪他的妻子，而不用担心那些树叶，因为他可以在圣诞过后再回来干完工作。不止如此，她还给了他额外的二十五元。
事情就是这样的。整件事情就是这样的。现在她等着我的回应。但是我能说什么呢？“当一个人丢给一个乞丐一枚硬币的时候，他心中装满了轻蔑。”——这些词在我的头脑里跳了出来，当然我不会对她引用萨伊德的这句话。我事实上对她说的是：“我肯定他一定非常感激你做的一切。”
这明显不是她希望得到的回答。她失望地点了点头，心烦意乱地含糊其词：“嗯，我想他是这样的。”
我的接话是失败的。于是我又做了一次尝试。
“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们曾睡在一起，第二天早上还一同起床做饼干，你记得这件事吗？”我说。
她的脸变得容光焕发。“你真记得那些事？”她说，“我以为你可能早就忘记了呢。”
我在三岁或四岁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彼此热爱了，现在的爱却已不是当时的那般。那时我们犹如化身为阳台上的罗密欧和朱丽叶。现在的我们是被罗马军队包围着的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如果她那棵大橡树是赫里的橡树，那我们就在它光秃秃的树枝下吟唱最后一首赋曲，在它被掩埋于土壤的根部跳舞。和她坐得如此之近，所以你不可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她是这么脆弱、这么虚弱，离死亡更是如此之近。最后的叶子仅仅靠一根细线吊着，即使最轻的微风都能将它吹落。对于死亡的恐惧，对于她的同情，不单是痛苦，更是一种悲悯。
在她过世几个月后，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她如此渴望告诉我那个她资助园艺工人的事。她永远都忘不了我那次斥责她用姆妈经常数她脚趾的方式来数我的脚趾，所以在临死之前，她想打破我们之间由此产生的隔阂。
但是孽罪如何能赦免？除非它们被认识到是罪孽。在她告诉了我那些暗示了她这些年来已有很大转变的事情后，我已经轻易地赦免了她。然而，对于园艺工这件事，她是想暗示：她和姆妈从来都不真的需要去改变；她们一直强调对老黑们的慷慨；在她们的心里，她们是无罪的。但是高尚施舍并不能替代公正。我不会迫使自己这样想，即使这样会对她有好处，即使是在她的生命的尾声，当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无论她曾经在这个世界有过怎样的举动，都和她没关系了。我没有将此视为是我特别值得赞扬的一个姿态。做出最后选择的，是奥布莉娅姑妈所忠于的真正的人，而我把最后的忠诚给了抽象的概念。当我绝对肯定自己的正确之时，我可以非常无情，甚至霸道、自以为是，就像哥特鲁德祖母一样。
《好老太，坏老太》很大程度是把我自己的亲戚小说化了。小说用幽默的对家族习惯的研究开头之后，呈现出一种较为悲观的语调，因为它要着手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当一个我们热爱的人持有令人讨厌的想法时，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没有简单的答案，这个故事也没有提供一个简单的答案。最终死神解决了问题，但是感情的模棱两可仍旧存在，留下心去寻找那尚未找到的真谛。
——格里高利·桑德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