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贝克特在巴黎
作者：洛伊·Ｇ·高顿
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形式愈加多样，也吸引了更多关注的目光。1928年上映了大导演曼·雷的《海星》和杜尚的《贫血电影》，路易斯·布努艾尔与萨尔瓦多·达利也正在准备拍摄《安达鲁之犬》。这一年，有一场艺术的盛会“春之祭”，参展的艺术家个个都声名赫赫，此外，零星的个人展也颇具分量。当时发行的种种杂志上，也常可以见到艺术家们的绘画与文章，他们的名字就这样为更多人所知。
俄国画家瓦西里·康定斯基影响了许多巴黎艺术家。《结构之八》一画，挥之不去的灾难阴影已经吸引了一批追随者；《关于艺术的精神》一文，描述外部世界的崩溃，呼吁艺术家探索人的内心，更是掀起了波澜。欣赏罢瓦格纳的歌剧，他又用色彩和线条把音乐搬上画布，让人们聆听绘画。贝克特倾心的外国艺术家中，他便是一个。
希尔维亚·贝琪的莎士比亚书店和阿德里安娜·莫尼耶的爱书人之家同在欧翁德路上，这两家隔街相望的书店不仅提携了一批当地作家，还推介了法国、英国、爱尔兰以及美国的许多名人名作。在巴黎，人们尽可以谈论最前沿的话题，不管关注的是现实还是自身，也不管涉及的是科学、哲学、心理学、语言学还是艺术。数学家罗素和怀特海建立了一整套数学推理系统，许多公理与规则在其中得以确定。然而，物理学家海森堡和数学家歌德尔却断言，观察者会对对象产生影响，而且所有看似严密的理论都有自身无法解决的命题。比如，虽然从理论上来讲人人都能在镜中看见自己，但是一旦闭上双眼，这个命题就不成立了。当时人们谈论最多的作者，有哲学家海德格尔、卡希尔，语言学家维特根斯坦、索绪尔，心理学家容格，物理学家爱丁顿，还有诗人叶芝。巴黎的书店从来少不了他们的作品。贝克特是这些书店的常客，只要能找到的书，他无不如饥似渴地阅读。
1928年，巴黎还诞生了一批出版商，他们都在发掘新的作者。在莫根的侄子亨利·科洛斯比管理下，黑日出版社不断壮大，不久就出版了爱伦·坡的《艾舍古厦的倒塌》、斯坦恩的《感伤旅程》、克莱恩的《桥》，还有普鲁斯特的《书信》。许多出版商并不在乎盈利多少，一心追求好书，比如罗伯特·麦克阿蒙的联结出版社、比尔·伯德的三山书店，以及斯泰因的平装书社。
初来乍到，巴黎在贝克特眼中是一个神奇的世界。从此，他与这个城市结下了一生的缘分。巴黎高师给了他第一份教职，门下虽然只有一名学生，贝克特却尽心尽力，师生二人一同读莎士比亚，一同尽情讨论，倒也有声有色。这段时期，贝克特既醉心阅读，热衷笛卡儿哲学，也迈出书斋结交了许多朋友，其中有艺术家、作家、教授，还有出版家。战后的世界一片荒芜，这些人心中的希望却没有死去，他们盼着美的重生、精神的复活。对于贝克特，他们既是同路的伙伴，也是灵魂的导师。但贝克特与乔伊斯不同，他不相信能从过去的历史中找到拯救之道，也无意于连缀起支离破碎的语言和思想；与伏特不同，他并不激烈反对社会现状，也无意苛责特权阶级；与标榜英雄的文人们不同，他不认为继承罗马艺术便能成为今天的立法者和预言家。他不愿扮演创世者的角色，也不想戴上神的光环，人前如此，艺术上亦如此。他也曾悉心钻研过唯美主义、象征主义，这两个门派的信徒那样神化语言、膜拜形式，此时在贝克特看来，只不过因为他们仍然相信人与世界可以和谐沟通。贝克特像个谦虚的学童，心灵向整个世界敞开，他不厚古薄今，也不局限于一门学问。而当这个时代各种思潮滚滚而过，他也开始了自己的追寻。
来到巴黎不久，贝克特就拥有了一群益友。他对朋友们的敬重发自内心，对他们各人所长也兼收并蓄。谁有他真心认同的观点，他甚至甘愿充当谁的影子。他开始在巴黎各色杂志上发表文章，从此开始了笔耕生涯。他结识了文字革命的倡导者，还认识了许多超现实主义艺术家，这些人对艺术的执着、对美的信仰和对人格的追求，无不在贝克特心中埋下种子，影响了他今后的创作。
就是在这时，贝克特结识了一生的挚友麦克·格利威。格利威先是诗人，后为批评家。他特立独行，豪放不羁，而又执着地相信真善美，相信高贵的人性。正是他向乔伊斯、向叶芝引见了年轻的贝克特，也是他在画廊、博物馆陪着贝克特看完一场场塞尚、莫奈的艺术展。
让人欣喜的还有老友重逢。两年前，贝克特认识了从巴黎高师来三一学院做访问学者的皮隆，皮隆曾邀他参加许多文艺活动，带他加入现代语言学会。如今，这对朋友终于又可以在一起海阔天空，谈文学，谈艺术，一同翻译乔伊斯小说的著名章节《安娜·丽维亚·普拉贝尔》，一同投身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经历过贝尔法斯特孤独难熬的日子，再续都柏林快乐的时光，对贝克特实在珍贵难言。
贝克特最早写诗，写小说，都发表在《转折》杂志上。杂志的主人是眼光独到的尤拉夫妇，为杂志撰稿的多是著名的文人，比如乔伊斯、斯泰因。这份有名的杂志曾经分十七次连载《为芬尼根守灵》，曾经为文字革命编写专刊，还曾经全文刊载垂直派的宣言。为《转折》写稿的作者们蔑视战前的实证主义、理性至上，也瞧不起战后换了副面孔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在1929年的二月号和六月号上，他们宣告：“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转折的时代，仍然面对着崇拜物质的人们，他们重观念而轻想象，扬意志而贬生命。身处转折时代的我们不相信理性，也不相信科学。我们会怀着悲观精神扫除僵化的教条，澄澈哲学的宇宙。”
旅居巴黎的文人们很多作品都由尤拉出版。他说自己了解这些年轻人，知道他们之所以离开祖国来到巴黎，是因为想要反抗平庸，想要向物质崇拜开战，想要反叛正在腐烂的文明。尤拉们不像达达主义者一样对政治充满热情，他们盼望的只是通过文字革命涤荡陈规，让文化的面貌焕然一新。各种主义来来去去，不久便成过眼烟云。动荡年代，缺失的恰恰是始终如一的信仰。每期《转折》都在呼唤艺术家们用艺术重构世界，连接人心和宇宙。有良知的出版家总是乐于担起传道的责任。
文字革命的概念渐渐清晰起来。艺术家们不用平庸的字词，不用单调的句式，抛开僵硬的心理叙述，摒弃自然主义描写，并且拒绝任何确定的观点。他们宣称纯诗歌只关注内心，只在乎抒情。于是，时间成了暴君，等待被推翻；作者只要表达自我，无须考虑交流；平凡读者则沦为了被诅咒的对象。
画家变了，作家也变了，他们都追求“前逻辑”的创作。这是弗洛伊德提出的一个概念，容格用过，普通大众也逐渐知道。尤拉对它又作了一番解释：他先回顾了黑格尔的理性哲学、叔本华的非理性哲学和意志哲学，再谈起夜间世界，说到这个世界不论对德国启蒙思想家赫尔德、哈曼，还是对弗洛伊德梦的解析都意义非凡。随后，他又把视线转到珍妮特对原始人类的研究、容格对潜意识的重新定义。尤拉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夜的心灵和昼的心灵》，在文章中他说，承认灵知，就是承认这个世界有双重本质。灵知仍然与我们同在。要了解人类心灵的根源，就必须探究他们的精神在夜间世界如何显现，也就要观察人的梦游、催眠、心灵感应、隔空取物等神秘现象。
尤拉发现，容格已经不像弗洛伊德一样强调无意识，他推崇的是潜意识。通过潜意识，人尽可以驰骋想象、追求精神，尽可以统一外在与自我。一句话，潜意识才是人类经验的巨大宝库。战后的巴黎容纳了太多的思想，于是也难免嘈杂混乱。《转折》一直在反抗只为实用而活的态度，一直在追寻更深邃的思想，把原始本能和现代心理协调统一，才是它执着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