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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名达与女子书店、《女子月刊》
作者：徐柏容
有篇幅越出越多之势。少的时候只百来页，而多的时候有二三百页，因此，售价往往只够成本乃至低于成本，加上发行费用、折扣，就大亏其本了。改成16开本后，每期固定为128页，并增加铜版纸图页。
除了姚名达、黄心勉夫妇都曾当过《女子月刊》的主编外，还有陈爰、封禾子(即凤子)、高雪辉等，也各当过一阵主编。至1936年出第4卷时，《女子月刊》已经改由上海大光书局总发行了。说明这时女子书店即使还来关闭，也实际无力做发行工作了。
《女子月刊》的内容，基本是一致的，大体如其《发刊词》所说以及“发表女子作品，供给女子读物”的宗旨。在23开本时期，栏目经常改变，不仅有栏目增减并分之异，而且还时而按文章体裁，时而按读者对象分栏目，无一定之例。这也许并非仅仅由于执行主编的不同而造成。改16开本后的栏目大体可分为社评、妇女问题、时代知识、学术研究、书报春秋、家庭与儿童、社会经验、生活交响曲、读者信箱、文艺、生产技术、妇女消息，等等，才比以前稳定了。
姚名达原本只挂名任女子月刊社社长，登上前台亲自主编《女子月刊》已是第5卷第2期了。但从黄心勉去世后，一切大政就都要他来规划。所以，上面所说开本改16开、每期篇幅固定、栏目保持稳定，等等，都是出自他的擘画。早在《女子月刊》第3卷第12期上，他就公布了“女月明年的计划”，表示他要“积极前进”，“毅然舍弃幽静的乡村生活，再人闹市，重新为社会服务”，从而拟定了“要把《女月》的内容充实起来，和最优良的杂志并驾齐驱”的全面改革计划。除了上述改革外，在“充实文章内容”方面，提出：
一、以“社评表示本社的态度”。社评要以“刚毅无畏的精神”，“指示读者以正确的观念”。
二、“妇女问题注重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且应该着重本人自身能够去做的方法”。
三、“系统地贡献时代知识”，以“使读者不读别的杂志。亦能完全知道时事的大势”。
四、“学术研究栏有三种目的”：“(一)指出研究各科学术的方法”，“(二)介绍外国最新的学说，及最新发明的各种科学，或国人自行研究的各项专科论文”，“(三)浅化各科专门学术”。
五、“创办书报春秋”，“对好书加以介绍，对坏书加以抨击，毫不客气”。
六、“添辟家庭与儿童”。既“反对‘赶妇女回厨房去’”，又“对家事的改良也十分注意”。
七、“贡献社会经验”，“务必使读者处世，能把困难减至极少”。
八、“描写生活情态”，包括“国内外各地不同的妇女生活情态”。
九、“创设读者信箱”，“本社同人当各就其所知”或“征询专家意见”后“贡献意见”。
十、“转变文艺作风”，“多多描写现实的生活，表暴在帝国主义者经济侵略和封建势力压迫下的妇女，大众的痛苦”。
十一、“贡献各种生产技术”，“介绍农业、农副业、小工业、小商业及其他各项生产事业的工作方法、组织方法、经营方法”。
十二、“增辟妇女消息”，“择要记录起来”。
此外，还要健全编辑组织，成立编辑委员会，每月集体“议决下期编辑计划，审定已有的文稿，分别认撰各栏未备的文稿”。并“增聘专家撰稿”，改进稿件管理办法，“确定奉送稿酬的办法，以致进编务工作。同时还准备每月召开妇女问题讨论会和作者会，以提高编辑认识、密切作者联系”等。对编辑工作的强化与制度化，规划得相当全面。从我们现在见到的改16开本后的《女子月刊》观察，无论是形式或内容，也都有面目一新之感。
《女子月刊》一再表明自己是“没有政治背景”、“不是任何党派的宣传机关”，为什么还会一度被当局查扣呢?这是导致《女子月刊》几乎夭折的一件大事。
首先，我们要说，《女子月刊》虽然“没有政治背景”，但并不等于就不关心政治。关心鼓吹妇女运动、妇女解放，本身就涉及政治。除此之外，也不是不关心时事政治的。且不说在被查扣事件前，就在查扣事件后的刊物上，也还是如此。对此，只要翻一下《女子月刊》各期的目录，便不难发现。它不仅刊登有关各种国际政治时事的文章，还刊登涉及当时敏感时事问题的文章。《女子月刊》虽然关心政治时事，但确实不是站在哪党哪派的地位说话，而是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来论述，自然更“不是任何党派的宣传机关”。其所以还会遭到查扣的厄运，恰好说明了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办刊物，特别是办独立刊物，不仅会困于经济制约，还会困于政治压制。
《女子月刊》的被查扣，是源于安徽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认为《女子月刊》中，有对现代社会不满情绪，呈请省府转内政部通令查禁。内政部又送中央宣传委员会具体审查后，认为第1卷第8期中，“有宣传阶级斗争之文字”，函复内政部将该期《女子月刊》查扣。而首都警察局接到通令后，却将《女子月刊》各期一律查扣，致使姚名达、黄心勉等极度灰心，决计停刊。后来才弄清通令查扣的只是第1卷第8期，才又继续出版。一期被扣虽然也要蒙受经济和其他损失，但毕竟和全部查扣这样的致命打击不同，这对夫妇和编辑们又重振旗鼓上阵了。
《女子月刊》虽然一直处于艰苦奋斗之中，却坚持到“七·七”全面抗战爆发才不得不停刊。从1933年创刊的5年间，除了第2卷第4期因查扣事件一度决定停刊而延迟出版外，一直都是每期按时出版。在他们财力、人力都不足的条件下，能做到这点也是很不容易的，从这种小处，也不难窥见姚名达、黄心勉办《女子月刊》的精神。
《女子月刊》有个突出的特色，就是和读者打成一片，把刊物当成是读者共有的。这种态度，可说开卷可见。特别鲜明地表现在如下这些方面：
第一，吸收读者来稿，开辟读者园地。《女子月刊》不仅公开向读者征稿，还曾出题《女子用什么方法救国》等“悬赏征文”。在刊物上则专门开辟“读者园地”、“读者顾问”(改16开后，改为“读者信箱”)。专门刊载读者来文、来信。此外，还公开征求女子月刊社永久社员和10年社员等，密切和读者的关系。
第二，经常向读者交代编辑刊物的情况，每期有编后记或卷前语，对前一年工作加以检讨，或对下一年编刊的计划、下一步的改进打算等，都和盘托出，以使读者了解情况，提供意见。
第三，向读者交心，坦述编刊中的困难与快乐，甚至编者个人的喜怒哀乐，如黄心勉得女之乐、姚名达丧妻之痛，等等，一一向读者倾诉，如对家人。自然而然地使读者也感情投入，与刊物、与读者同呼吸、共苦乐。
第四，把《女子月刊》当做与读者共有的园地，把读者当知心人，不但与读者成为朋友，而且让读者参与《女子月刊》的编辑工作。例如郝李芳女士就是读了创刊号后，自动前来赞助的。此外，陈爰、赵清阁等，似乎也或多或少有类似情况。
从他们上面的种种做法中，还有一点必须特别提出的，就是他们做这一切工作时，都是出之以诚恳之至的心态。这不但可从他们知人善用看出对读者的态度与行动的诚恳，也可从他们在刊物上发表的那些工作检讨、改进计划以及谈编刊感受的文章中鲜明地感受到。那些文章也许显得絮叨了些，却很坦率、很诚恳，颇有披肝沥胆的味道。对自己的工作也不是一味表功，谈缺点、不足也相当实在，不加隐讳。这一点，应该说是十分可贵的。
谨以此文纪念姚名达诞辰100周年。
(作者单位：百花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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