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我的编辑启蒙老师
作者：方厚枢
着一身劳累，每天中午赶回家为老人洗涤、喂饭，之后立即返回工作岗位。当病危的老母亲住进医院后，为了工作，他也没在病榻前陪伴一天。母亲去世的当天，他佩带着黑纱，又来到了办公室。2在《新版<鲁迅全集>诞生纪事》一篇纪实文章中，为全集的编注者作了这样的描述：
这些无私的编注者们，正如鲁迅所说，是“拼命地作，忘记吃饭，减少睡眠，吃了药来编辑”的人。他们又何尝不是那“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的孺子牛呢!
鲁迅著作编辑室主任王仰晨就是这样一头负重耕作的牛。这位年近花甲、早生华发的老同志，由于长期的劳累，而致诸病缠身，每到冬春，咯血频仍，他身边的痰盂里，常漂着血丝。可这位“吃了药来编辑”的老人，几乎常常是第一个跑来上班的。晚上，往往又加班两三个钟头才回家吃饭。压在他身上的担子实在太沉重了：29种单行本，16卷全集的全部注释(包括索引)250多万字，发稿前和付型前，他都要先后两次认真地审读；此外，还要完成庞杂的组织工作。他的时间实在不够用啊!只好早来晚归，往往把星期日当作第7个工作日!3
在王仰晨和许多同志共同努力下，新版《鲁迅全集》16卷终于在1981年鲁迅诞辰100周年前夕一次出齐。从1983年起，他又投入了《茅盾全集》的编辑工作。这部全集共40卷，其中有25卷倾注了他的心血。经他多次向巴金提出出版《巴金全集》的建议，至1984年末，巴金终于同意由他来编辑。这部近千万字的26卷本《巴金全集》完成后，王仰晨又投入《巴金译文全集》10卷本的编辑工作。他说：“我惟愿时针走得慢些，上帝对我宽大一些，让我可以在‘走’时不要有太多的遗憾……”4
由于王仰晨在文学编辑出版工：作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在1987年举行的第一届“韬奋出版奖”评选中，他光荣地获得了这项我国出版界个人奖中的最高荣誉奖。
三
1983年11月，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在广西阳朔举行首届出版研究年会期间，赵家璧希望王仰晨就新版《鲁迅全集》编辑出版有关情况写一篇文章。王仰晨由于手头：正作太忙延至1987年5月才开始搜索记忆和查找资料，随手作些札记，于当年岁暮写成《鲁迅著作出版工作的十年(1971～1981)》2．5万多字，发表于《出版史料》1988年第2期和3、4期合刊。文章翔实地反映了1971～1981年鲁迅著作出版工作10年中的种种情况，是一篇重要的出版史料。
1999年5月，我参与宋原放主编的《中国出版史料》10卷本的编辑工作，负责其中现代部分第3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编辑、辑注工作，决定收入王仰晨写的《鲁迅著作出版工作的十年(1971～1981)》。我将这篇文章的复印件寄给他审阅，请他将文中的错字或有需修改处直接于稿中改正后寄回。同时，就“文革”后期他对国家出版局主要负责人关于鲁迅著作出版工作对出版社提出指责时所写的一些过激的话与他商榷。王仰晨接受了我的意见，将上述有关文字删除，并对其他文字作了少量修改后退回。他的这篇文章只是从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角度来写的，出版社的报告送到当时主管出版工作的国务院出版口(1973年7月后为国家出版局)后是如何处理的，王仰晨均不清楚。因此，根据我了解的情况(当时我先后在出版口、国家出版局工作)，在文章后加写了2000多字的注释，以帮助读者了解事情的全貌。
四
《鲁迅著作出版工作的十年(1971～1981)》文中，在1972年的最后有一段简略的记载：“这一年中，我们还据中央指示，按10卷本原貌(包括正文和注释)，排印了大字(二号长宋)线装本全集500套(每套10函)。此为非卖品。”
从1972年初到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前，国务院出版口和1973年7月出版口撤销后成立的国家出版局一直承担了为毛泽东印制大字线装书的任务，而这项工作就是从《鲁迅全集》开始的。这件事的缘起，据当时为毛泽东管理图书的徐中远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毛泽东十分爱读鲁迅的著作，他“在1971年生病以后，用放大镜看书越来越困难。工作人员建议把鲁迅著作印成大字本。他说，国家目前还很困难，印大字本又要花钱。后来，有关方面一是为了毛泽东等老同志阅读鲁迅著作的方便，二是可以馈赠外宾，三是便于长久地保存鲁迅著作，于1972年特意将50年代出版的带有注释的10卷本《鲁迅全集》，排印成少量的大字线装本。……当时，他对这种新印的线装大字本读得很快，常常这卷看完了，下一卷出版社还没送来。就这样先后延续了几个月，全书才印装完毕。他收到全套的线装大字本的《鲁迅全集》时，也差不多又读了一遍。在这套新印的线装大字本的许多册的封面上，他同样划了一些红圈圈，在书中划了许多红道道。在有的封面上，他还亲笔写了‘1975．8再阅’”。“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前夕，他卧室的床上、床边的桌子上、书架上，还摆放着这套新印的大字本《鲁迅全集》。有的是在某一页折上一个角，有的地方还夹有纸条，有的还是翻开放着的。这套书同其他大字本书一起伴随着毛泽东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几年路程。”5
作为编辑，最大的愉悦莫过于得知他所编辑出版的书能受到读者的喜爱。今年2月间，我在和仰晨同志的一次通话时，曾顺便问他《鲁迅全集》线装大字本出版送中央以后，受到毛主席喜爱的情况他是否了解，他说完全不知道。我告诉他，我为《出版科学》写的一篇《“文革”后期出版工作纪事》已在今年第1期发表了上半部分，下半部分将于第2期刊出，此文最后一节《为毛泽东印制大字线装书》中专门谈到了毛主席对这套书的喜爱情况，等这期刊物于3月出版后，我一定寄给他，仰晨同志听后很高兴。但后来因“纪事”(下)的篇幅过长，而将最后一节抽下作为单独一篇，改在《出版科学》7月出版的第4期上刊出。这样，等到我6月下旬收到这期刊物时，仰晨同志已经看不到了。现谨写此文以代心香一瓣，表达我对仰晨同志的深切悼念和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师友之情。
(作者单位：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
注释：
[1][2][4]岳洪治．在璀璨的星群下面．见方厚枢主编：出版工作者的楷模(一至四届“韬奋出版奖”获奖者介绍)．北京：知识出版社，1997．
[3]何启治、刘茵．新版《鲁迅全集》诞生纪事．见： 中国出版年鉴(1982)．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5]徐中远．读鲁迅著作．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