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卓越的出版家宋原放
作者：宋 存
（12）在1960年前后，一度实行脱产学习制度，编辑人员每年可有一个月时间离职学习、研究或写作。
归纳起来，宋原放同志培养编辑干部的主要途径是：为他们创造条件，组织和引导他们不断看书学习，在编辑业务实践中积累学识和经验，利用各种机会接触社会、参加学术活动，掌握各方面的信息，拓宽思路和眼界。他认为编辑应有默默“为他人作嫁衣”的事业心和奉献精神，有较深厚的理论功底，既学有专长又有较广博的知识（即所谓“杂家”），要能熟练运用文字，还应是社会活动家。他提出，上海人民出版社既是宣传机关，又是学术文化机关，应有一种浓厚的学习、研究的气氛，“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老宋深信“磨刀不误砍柴工”，学习虽然占用了一些工作时间，影响了眼前的一些业务，但从长远的发展来看，付出这样的代价完全值得。
果然，没有多少年，一批人才脱颖而出，出现了一支有较高政治和专业素养的编辑出版队伍，而且向北京、外省和本市其他出版社及研究所输送了数十名编辑业务骨干。后来担任省市出版局正副局长和出版社正副社长、总编辑的就有20人之多，被评聘为编审、研究员的就更多了。
在干部选拔上，宋原放同志没有一味屈从于当时“左”的政治氛围和条条框框，既不专注于家庭出身的好坏，也不拘泥于学历的高低，而是重在表现，在实际工作中考察干部的德和才。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还没有提出干部“年轻化”，而老宋就大胆选拔了一批二十七八岁的编辑室主任和其他中层干部。其中一些人后来担任了本社和其他出版社的领导。
正是由于宋原放同志在培养和选拔干部方面的优良业绩，1996年他荣获全国版协颁发的“伯乐奖”。
这里还得提一提老宋爱惜人才的一个典型事例。胡道静先生是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上海史的专家，20世纪30年代就在柳亚子主持工作的上海通志馆任编辑，有不少著作。1968年，他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被张春桥打成现行和历史双料“反革命”，判刑10年，1976年获“特赦”提前释放。出狱后，为“照顾”其家庭经济困难，他被安排到虹口区清洁管理所报到，在四川北路底的甜爱路上打扫马路，每月工资20元。1978年初，虽然为他摘了帽，但原单位对是否接受他复职犹豫不决，态度暖昧。宋原放得悉后，决定以借调名义，先让胡道静来出版社上班。有关部门认为这样不利于胡接受“改造”，要让他半天到出版社上班，半天仍去扫马路。老宋力加抵制，才不了了之。不久，胡先生被平反，恢复公职，老宋把他正式调入上海人民出版社。此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在“四人帮”活动猖獗的重灾区上海，“左”的余毒远未清除，老宋自己也复职不久，敢于大胆起用胡道静，说明他求贤若渴和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深刻理解，也反映出他的博大胸怀和事业重于一切的高尚情操。宋原放同志此举，不仅使胡道静先生脱离苦海，而且使他重新焕发了学术生命，真正体现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文化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胡先生来社后，老宋仔细询问了他的身体和生活情况，就出版上海史等方面的工作征求他的意见，尽量发挥他的作用。后来老宋还专门委派一名编辑做他的助手，既协助他做学术研究，又向他学习专业。
三
与“既要出书，又要出人”有密切关联，宋原放同志十分重视出版社资料室的建设。他说过：“没有一个出版家不以拥有丰富的藏书而感到自豪的。商务的东方图书馆曾经吸引胡适、陈垣、傅增湘、赵万里诸名流学者前来访书、看书，培育了一批后来才华出众的专门家和大作家，如茅盾、胡愈之、杨贤江、叶圣陶、郑振铎、徐调孚等。”基于这种认识，他长期主管资料室，为办好资料室费了不少心血。上海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的基础主要是接收原正中书局的七八万册图书，其中连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出版的世界名著、工具书也残缺不全；再加上老宋自己从山东新华书店带来的一批资料，包括全套的延安《解放日报》、延安解放社版的《列宁选集》等。要在此基础上扩充，只有靠日常的积极选购，日积月累。除了不断采购有价值的新书，他几次带领资料室同志到汉口路、云南路等古旧书店集中的地段淘好书，买了近万册解放前的文史书籍。他与一些相关出版社建立了交换关系，新书出版后互相赠送。他常讲：“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图书资料就是编辑们的“粮草”，要广收图书，不漏购一本好书。不能因为买了一些暂时用不上的书就认为是浪费，书的门类也不能限于本社的出书范围，珍贵典籍、古今中外文学名著、艺术画册等都在选购之列。经过几年经营，上海人民出版社拥有了二十余万册的藏书和一批较完整的报刊资料。华东局、上海市委和北京的不少部门曾来社借用图书资料，冯友兰、王瑶、田家英等饶有兴趣地参观了资料室，翻阅了收藏的珍本、善本，如解放前需用十几根金条购买的日本影印的《大藏经》等。老宋因本社的“家珍”受到赏识而颇感自得。
为了提高资料管理的水平，老宋让两名资料科科长进北京大学图书馆系两年制“夜大”进修，他自己也自学过“夜大”的讲义。他要求资料室提高图书资料的利用率，了解编辑工作的需求，主动为编辑部门服务。社里有一个窗明几净，陈列主要报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工具书的阅览室，便于编辑在此浏览、查阅和核对引文。书库开架，随时可以进去查找图书。每月公布新到图书的书目，及时让大家了解“书情”。资料室为配合编辑审阅书稿，为他们提供相关图书和报刊资料。这一切为工作人员博览群书、做好编辑出版工作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我自己也深受其益。
四
无论是在出版社还是出版局的领导岗位上，宋原放同志都以党员干部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按照党的原则处理问题，廉洁奉公，勤奋工作，不求个人名利，不计个人恩怨。对下级诚恳厚道，不打官腔，不摆架子；对上级从来不搞阿谀奉承、吹吹拍拍那一套，但有很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真是“心底无私天地宽”。“文化大革命”中，他是本社的头号“走资派”，大字报铺天盖地，被戴上“三反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出版黑线干将”之类的一连串帽子，又一度被隔离审查，他不卑不亢，从容应对。当时社里有些人起劲地揪斗他，要打倒他，会上激昂慷慨，更有甚者，动手动脚，以显示自己的“造反精神”。老宋表现了宽宏的气度，一概不予计较，恢复工作后对他们一视同仁，使他们解除了会被“穿小鞋”的顾虑，而对他更加敬重。当时，上海整个出版系统下放到奉贤海边的“五七”干校，他像牛一般背纤拉犁耕地，在烈日下挖泥开河，挑一百五六十斤一担的大粪，我真担心他会被压垮。他却不以为苦，谈笑自若，坚强地挺了过来。这是因为心中的信念、乐观的性格支持了他，他深信总有一天会阴霾散尽见青天。我之所以记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是因为动乱的岁月最能考验人，洞见一个人的真性情，这些往事留给我的印象也特别深。
1978年3月，他较早地被恢复原职，但他在拨乱反正中并不因此而文过饰非。老宋常在不同场合自觉反思过去在“左”的路线下所做的错事、蠢事，对受到伤害和不公正待遇的同志表示歉疚。这是一种出自内心的真情流露和反省，他的实际行动就是积极落实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并在领导工作中记取过去的教训。
在与老宋的接触中，他很少谈及自己的革命经历。“文化大革命”中零零碎碎地知道一些。2003年评“韬奋奖”，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决定推荐宋原放同志为候选人，市版协委托我整理一份上报材料，才比较详细地了解了他的过去。他是党的出版队伍的一名老兵。1942年参加革命并入党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烽火中，他相继在苏中前哨报社、苏中报社、新华社苏中支社、苏中出版社、华中新华书店总管理处、山东和华东新华书店编辑部等新闻出版单位担任编辑、记者工作。在华中新华书店时期，经他编辑发稿的有《上饶集中营》、《患难余生记》、《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论唯物史观一元论的发展》、《恐惧与无畏》、《文艺大众化的理论和实践》、《考验》、《李闯王》等重要的论著和文艺作品。在山东、华东新华书店任编辑组长和编辑部副主任期间，他编辑了“山东文艺创作丛书”，经他发稿的有《地覆天翻记》、《李秀兰》、《吕站长》等，后来又编辑了一套大众文库，选编各解放区的通俗文艺作品，由他发稿的有《李家庄的变迁》、《洋铁桶的故事》等十几种。上述不少书，我在50年代都看过，却一直不知是经过老宋之手。他不单做编辑工作，也做过校对和资料工作。革命战争的锻炼，艰苦环境中出版工作的丰富实践，为他在建国后成为一个卓越的出版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