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编辑与学界的情谊
作者：傅璇琮
另一位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周勋初先生，他也着重于研究汉魏六朝及隋唐文学，“文化大革命”前曾写有两文投寄《文史》。当时中华书局编《文史》，是与新建设杂志社合作的，文稿审取，经常两方共同磋商，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切停顿，大部分文稿集中于《新建设》杂志社，很多被烧毁、散失。《新建设》杂志社当时在建国门内大街5号，周勋初先生于70年代后期来北京，特地到该社旧址去访查，有关同志说现在找不到了，不过过去曾与中华书局合作过，中华书局恢复《文史》时，也有同志来这里整理，可向他们问一下。周勋初先生后写一文《我与〈唐宋史料笔记丛刊〉的文学因缘》（也刊于《我与中华书局》一书），即述及当时情况，说：“过了一两个星期，亲戚家就来了消息，中华书局寄来了一包东西，我知道稿子来了，赶过去看，正是十多年前先后寄到《新建设》杂志社去的《〈文赋〉写作年代新探》和《王充与两汉文风》二文。经过长期捆扎，稿子皱皱巴巴，已有破损，纸质也已发黄。我很兴奋，这毕竟是我多年构思的结晶，失而复得，太难得了。从稿子的生命来说，可谓绝处逢生，这都得归功于傅先生的大力帮助。这种职业道德，可供业内人士效法，我必须向他当面道谢。”我记得当时得知周勋初先生缺稿的信息后，曾两次去《新建设》杂志社，从一破房间的一大堆乱稿中耙梳、寻找，终于捡出、寄去。后来我曾向周先生开玩笑说：“我若不寄给你，作为我的东西，在刊物上发表，你是拿不出证据的。”两人都哈哈大笑。
周勋初先生在此文中又特提及，中华书局当时正在筹划编印“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傅先生来信，希望我为其中的一种——《唐语林》作加工整理”。他最初有为难之感，后来又说：“我以前时受到过他的大力帮助，又蒙厚爱，也就决定勉为其难，尝试一下。”这就是他后来所作的《唐语林校证》，1987年出版。此书出版后被誉为唐宋笔记整理的规范之作，并于1992年获得首届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二等奖。
周勋初先生在文章结语中特别提出：“一家好的出版社，不光能出好书，还能引导读者和研究工作者往新的方向开拓，提高国家的总体文化水平。”此意他早就向我提起过，我也有同感，并受到启示。90年代我任中华书局总编辑期间，曾为文学编辑室筹划两项较大的选题。一是邀约南开大学罗宗强教授主编“中国文学思想通史丛书”。罗先生研究中国文学思想史，不局限于传统的批评性文论著作，而是扩大范围，将文学作品与文学思想研究结合起来，富有开创性。根据我的建议，他就将自己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交给我们，并组织中文系另一年轻学者张毅同志撰写《宋代文学思想史》。这套通史全部出齐，必将极大促进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学科的发展。另一个是我与当时文学室两位主任徐俊、顾青同志（现为中华书局副总编）商议，编一套“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由我任主编。我在总序中曾提及：“这将是古典文学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工程，也是我们这一代学人对于本世纪学术的回顾和总结，对于21世纪学术的迎候和奉献。”现在这套书已出版了七种，去年出版有曹道衡、刘跃进合著的《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与王兆鹏的《词学史料学》，颇受好评。
最后我想再略提一下，近几年出版的一些中青年学者著作，如前引述的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在后记中总说及我几句。如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李浩教授，在其《唐代园林别业考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后记中提到我：“1995年开始动笔时，我即征询先生意见，先生一方面肯定本课题，另一方面又提出许多具体建议。本书出版前又蒙先生提出修改意见，谨致恳切谢意。”凌朝栋同志《〈文苑英华〉研究》本为博士学位论文，在答辩完成后曾寄交给我，现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5年）。他在后记中说：“傅先生及时来函热心指导，并提出了珍贵的修改意见。”《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马自力同志的《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也原为北京大学袁行霈先生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我曾参与答辩，此书也已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他在后记中叙及写作过程：“傅璇琮先生驰函关心我的写作，并以自己的翰林学士研究成果和最新编著的《翰学三书》相赠。”我确已养成编辑的职业习惯，即使有些学者邀我作序，我也总要通阅全稿，有时不止看一遍，还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如中山大学中文系吴承学教授请我为其所著《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作序，他在后记中说我“特地挤出时间阅读书稿，赶写序言，还就书稿一些文献和史实方面的问题，提出具体和中肯的意见，又为我寄来相关的参考资料”。浙江大学中文系胡可先教授在其所著《政治兴变和唐诗演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的后记中述及我应约为此书写序时，“并对拙稿中的文献资料及理论观点都提出了中肯的意见。”
我并不为此而揄扬自己，而是想说明，编辑在自己长期的工作中会养成工作习惯，就是对书稿负责，不敷衍，不虚夸。而就我自己来说，如我应张世林同志之约，为其所编的《学林春秋》（朝华出版社，1999）撰文《我和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按规定，文前要有两句自勉的箴言，我写为：“我最大的心愿是为学术界办一些实事，我最大的欣慰是得到学界友人的信知。”我想这也可以是本文的结语。
（作者单位：中华书局）
（责任编辑：关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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