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民国时期出版企业的人员构成与管理

作者：吴永贵　曹琳娜




　　从历史来看，开明书店、现代书局、北新书局用人制度的高度血缘性和地缘性，正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特征，它适应着家庭作坊式的小生产经营，说明20世纪30年代我国中小书店在组织上，与现代企业的目标要求，还存有相当大的距离。而当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包括后来的开明书店发展成大书局后，这种用人方式只能被招考聘用等社会化行为所替代，店员的培养也由传统的学徒制，进化为现代的职业培训。商务印书馆先后创办的商业补习学校、艺徒学校，以及“一·二八”事变之后制定的“练习员”制度[9]，中华书局1922年10月委托国语专修学校开办的国语商业夜校[10]和1935年9月自设的职员训练所[11]，均为各自企业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员工。生活书店虽不曾设专门的职业化培训，但对员工们所开办或参加的各种学习班，则多加鼓励，其专门编印的内部刊物——《店务通讯》，带有鲜明的业务交流性质，书店同人可借此了解书店概况，切磋工作经验，提高业务水平。在人员管理制度建设上，股份制的大书局比那些中小书店更为规范，不仅人员进出有章可循，日常业务工作也大多有制度约束。[12]20世纪30年代的商务印书馆，在王云五的主持下，更是吸收其从国外考察中得来的先进管理经验，在馆内大力推行科学管理法。他的量化式管理，虽因各方面重重阻力没有得到彻底实施，但这种紧追国外先进、勇于改革创新的精神，是十分值得肯定的。
　　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书业界的从业人员，在市场化的资本主义雇佣方式下，表现出自由流动的特点。合用则留，不合用则走，是资方用人的基本准则。商务印书馆自王云五掌管编译所后，因其喜用海外留学新人而将一批老编辑打发；中华书局每到年中的6月份和年底的12月份，也要按公司章程辞退不合格人员。[13]80当然，若非时局紧张或大的人事变动，每年被辞退的仅占很小部分，毕竟，培养一个熟悉业务的编辑出版人才不易，再说，工作的延续性也不宜经营者陡然间做出大变动。而对那些受雇的员工来说，同样有权反方向拣择雇主。人员流动的自主与灵活，既表现于不同行业间的此进彼出，如编辑，在身份角色上，往往是教师、学者乃至政府官员等职业的频繁互换；也表现在同一行业内的你来我往——职员中朝秦暮楚者固然不乏其人，因见猎心喜或不满于现状，摇身一变而为新开张书店老板者，也所在多有。[14]
　　人员流动双向选择的结果，一方面增加了就业者的压力意识和职业危机感，有利于经营者对员工的管控利用和提高效率；另一方面也培养了出版者重视人才、养成人才的风气，有利于形成人才竞争的良性循环机制。过去成功的出版企业，为了留住优秀的出版人才，采用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措施。譬如，对具有一定工作年限和取得良好业绩的职工，适时给予加薪和职位提升。对处于关键位置的中层干部，在正常工资外，还发放明给、暗贴、应酬费、预定花红、年终花红、特支花红、年终赠送等各种名目的经费补贴。[15]对得力的上层职员，公司有意让他们附股，以固其心志。某些业务骨干一时出国深造，公司依然薪水照发[16]，存念其回国后继续效劳。对劳苦功高的高级职员或干部，公司特建立退休养老制度，以培植其对企业的忠诚度和终身服务观念。[13]81对职工同人成立的联谊组织[17]，公司也予以多方支持，藉以协调劳资关系等。诸如此类的措施，反映了出版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也让后人从中体会出，像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局这样一些出版企业，之所以在竞争如林的环境中脱颖而出并立于不败之地，高度重视人才的发展观，恰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注释：
　　[1]出版界，（31）；申报，1935-11-14．
　　[2]出版界，（33）；申报，1935-11-28．
　　[3]过去大书局教科书和工具书等的编写，不少是由所内编辑人员直接完成，书稿属于集体稿，版权归书店所有。这是民国时期编辑工作与现在有很大不同的地方。又注：商务印书馆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取消了编译所，改为编审委员会，稿件全是外稿，编辑的工作只审稿、编稿，无著稿、译稿。其他如中华书局、开明书局等大书局的编辑所，编辑人员工作一仍其旧，多年没有什么变化。
　　[4]钱歌川．回顾五十年//中华书局编辑部．回忆中华书局：上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102．
　　[5]李济生．我所知道的文生社．出版史料，1984（3）.
　　[6]郑伯奇．忆创造社//饶鸿竞等．创造社资料：下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853．
　　[7]胡适1921年夏间应邀考察商务印书馆时，曾对其编译所169人的月薪做过一统计，具体是：350元以上，1人；300元以上，2人；200元以上，4人；150元以上，8人；120元以上，17人；100元以上，5人；70元以上，14人；50元以上，17人；30元以上，46人；30元以下（含学生），62人。见：胡适．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152．
　　[8]俞筱尧，刘彦捷．陆费逵与中华书局．北京：中华书局，2002：332．
　　[9]商务印书馆附设商业补习学校，1909年创办，1923年停办，共七届，毕业学生三百多名。生源来自于中学生，主要面向发行所进行相关的发行技能与知识培训。毕业生既可选择留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也可以到社会供职。留在商务印书馆的毕业生，称为“补习生”，到各个部门轮流工作，遇到适合其性格、才能的岗位就“定格”。多数毕业生还是就业于发行系统。艺徒学校，面向印刷所，具体开办情况不详。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商务印书馆开始试行“练习员”制度，培养高起点干部，生源来自大学毕业生，对其进行半年的业务培训，学员学习除印刷技术以外的出版、印刷、发行等各项业务，毕业后可双向选择，分配合适的岗位。见：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61-63．
　　[10]1922年10月开办的国语商业夜校，招收学员60名，修业期限为15个星期，开设的课程包括三类：（1）国语；（2）商业；（3）书业常识（如编辑、出版、印刷等）。见：申报，1922-9-24．
　　[11]中华书局职员训练所招收学员30人，学期一年，其中后半年为晚间上课，学员白天被派往书局各部门实习。供膳宿，免学费，月考视成绩优劣奖励4～12元或令退学。同年12月下旬又招考一期。另设夜课，训练在职员工。见：钱炳寰．中华书局大事纪要：1912—1954．北京：中华书局，2002：135．
　　[12]如商务印书馆，便制定有完善的规章制度，每个部门的每项工作应该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如何复核都有着详细的规定。现在所能见到的成文的规章制度共有75种，一本人事制度，一本规章制度，一本职工需知。见：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65．
　　[13]吴铁声．解放前中华书局琐记//中华书局编辑部．回忆中华书局：上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
　　[14]出版界，（31）；申报，1935-11-14．具体的例子如，梁溪图书馆的黄济惠，群众图书公司的方东亮，光华书局的沈松泉、张静庐，儿童书局的张一渠等，均是先在泰东图书局供职，而后自办书店的。
　　[15]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65-66.
　　[16]这方面的例子如，1936年中华书局资深编辑钱歌川留学英国，该年8月12日，总经理陆费逵专门为钱歌川出国学习事给编辑部批条：“钱歌川去英，事为公司撰文购书，自二十五年九月起，一年为限，薪水照送。”见：王震．陆费逵年谱：下．出版史料．1992（1）．
　　[17]中华书局在20世纪20年代建立中华书局同人进德会，开明书店抗战时期建立有明社。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鲍莉炜）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