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乐为他人作嫁衣
作者：程树榛
一
说来也许有人不会相信这一个事实：我从少年时代便开始当编辑了，当时我还是一个初中一年级的学生。
那还是1947年的事。我小学毕业，考取了江苏省立徐州中学。这所学校，是当时的江苏省四大名牌中学之一。它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还一贯以严谨求真、教学相长著称，考取“省徐中”几乎成为那个年代苏北地区少年的最高理想。
我入学后的班主任，是一位饱学多才的长者，他教我们的国文。从开学的第一天起，他便要求我们一定要学好这门课。他说，这不仅是做一切学问的基础，也是做一个中国人的立身之本；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祖国的语言都不通，又何能他求？
我自小便喜欢语文，所以觉得他的这番话十分中听。第一次作文课我便非常卖力，因此，一下子博得了老师的“偏爱”。这篇作文被当作范文张贴在墙壁上，让同学们欣赏。从此，我就被师友们刮目相看了。
其时，学校里编辑墙报之风盛行。我们班上几个志趣相投的同学，也跃跃欲试；征询班主任的意见，得到极力赞成。在具体筹办时，同学们竟一致推举我任墙报“主编”。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我竟毫不犹豫地应承下来，不久就“出版”了创刊号。当时，我正在阅读巴金先生的《激流》三部曲，少年的心，和主人公一起在那古老的封建大家庭里备受煎熬，亟欲冲出牢笼投身到生活的激流中去。于是，我便倡议我们的墙报取名为“激流”，并自告奋勇写了“发刊词”。其中有这样几句，我一直未能忘却：“生活像激流那样永远奔腾向前，愿我们都成为激流中一朵朵湍急的浪花，一齐汇入大海……”
《激流》每月一期，除了假期外，共出刊十余期，发表了十几位同学的几十篇诗歌、散文、小品等。我还对不少文章进行了艺术加工，这耗去我许多节假日的休闲时光，但我却乐此不疲。由于我们几个编辑心齐劲足，每期墙报都图文并茂，引起同学们很大的兴趣，从而增加了大家对国文课和文学作品的爱好，有好几位后来还在社会的报刊上发表了作品。因此，我们的努力，受到老师的高度赞赏。
这是我第一次当“编辑”。至今思之，仍然引起许多愉快的回忆；老同学聚会时，还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二
第二次当编辑是在我升入天津大学后的第二年。
天津大学当时是多学科性的工科大学，其前身为我国最早建立的高等学府——北洋大学。我读的虽然是机械系，但自幼爱好文学的兴趣并未稍减。课余除了阅读古今中外一些文学名著外，偶尔还舞文弄墨，在校刊上发表一点文学作品。我的这个特长，很快被团组织发现了。在发起成立天津大学诗社（后改为文学社）时，我被推举为负责人之一。成立文学社团必须有“园地”才能进行活动，于是，我们便和校刊编辑室取得联系，希望能够借校刊一角，作为文学社社员们发表习作的园地。校刊编辑室的负责同志，有着爱好文学的热心肠，立即同意了我们的要求，并指定我作为校刊的业余编辑，专门编辑校刊的文艺副刊。
由于得到广大爱好文学的同学们的支持，我们的文艺副刊办得很有生气，同学们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他们对生活、友谊、爱情和理想的追求，如五彩缤纷的花朵，在副刊上开放出来；一批业余作者，在这里脱颖而出，从校园走向社会。文艺副刊的影响，居然受到当时天津作家协会领导的重视，专门派人与我们文学社联系，建立了青年文学创作组，由作协的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直接进行辅导。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天津大学的文学创作活动在天津曾经小有名气。著名作家鲁藜、阿垅、方纪、李何林等同志，均曾到学校给我们讲课与辅导，对我们的副刊，也褒奖有加。作为编辑，我也受到他们的鼓励，虽然为了加工稿件苦一点、累一点，但精神上却是愉快的、丰实的。
在大学时代，我除了编辑校刊副刊外，还主编过我们班上的黑板报，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心灵上留下深深的创伤。
时在1957年春天。那时，毛主席倡导的“双百”方针刚刚提出不久，知识界受到极大的鼓舞，思想异常活跃。作为即将大学毕业的我们，受此种气氛影响，更加生气勃勃，精神焕发，感到生逢开明盛世，前途无量。与社会上活跃的思想相呼应，我们专门办起了黑板报，顺理成章地推举我为“主编”。当仁不让，我立即上任，并且为黑板报起了个时髦的名字：“争鸣”，喻为“百家争鸣”之意。在创刊号上，我写了一篇简短的“发刊词”，其中有这样几句话：“不平则鸣；心有所感则鸣；高兴时则鸣；愤怒时则鸣；有歧见则鸣；有异议则鸣……各有所思，各有所想，各有所鸣……”谁知这样一篇不起眼的小文，竟被一位“有心人”记住了。就在此后不久的反右派运动中，这篇“发刊词”变成了我“配合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毒箭”。在批判我的大会上，那位“有心人”质问我：你为什么在黑板报上写出“不平则鸣”的字句？你在替谁鸣不平？在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除了被打倒的剥削阶级，谁会感到不平……一句句问得我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最后，我终于背上了“团内严重警告”的处分，被分配到遥远的北大荒一家新建的工厂工作。人们一看便知，这分配带有明显的惩罚性质。直到22年后，我才得到平反。
三
我所工作的工厂叫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是在一个达斡尔族小渔村平地起家的。建厂之初，条件非常艰苦。我们那批大学毕业生刚刚报到时，七八个人挤在不足十平方米的窝棚里，吃的是高粱米饭大馇子粥，喝的是土豆白菜汤。可是，大伙儿都怀着开发边疆、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以苦为乐，用青春的热力，融解了北国的严寒；用辛勤的汗水，浇铸出一座雄伟的钢铁大厦。火热的生活，激发了我们这些年轻人的艺术灵感，纷纷拿起笔来，歌颂建设者战天斗地的英雄风貌。我们几个志趣相投者，又发起成立了业余文学创作组，工厂的党组织给以大力支持，专门在厂报上为创作组开辟了创作园地，并取名为《苗圃》，希望我们这些文学幼苗，能够在“苗圃”中茁壮成长，成为未来的“参天大树”。而我又很荣幸地被推选为编辑。
《苗圃》副刊未孚众望，在不大的版面上，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习作，把工厂沸腾的建设场景、群星灿烂的模范人物及时描绘并反映出来。自然，有的来稿还很粗糙，需要进行认真的修改，然而我却感到是一种愉快的享受。副刊每期出刊后，职工们都争相传阅，不少作品还被国家级的报刊选载。更为可喜的是，一大群业余作者，在此崭露头角，成为当地甚至全国文坛的活跃人物。作为《苗圃》的一个小小编辑，虽有一点呕心沥血之苦，却因能够将自己的汗水浇灌出那些茁壮的幼苗而自豪，它也为我以后的创作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见，我首先是个受益者。
四
1982年，我结束了二十余年的工厂生活，调入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当专业作家。因为工作的需要，随后不久被选举为作协的主要负责人，主持作协工作。在与作家朋友的交往中，大家遗憾地感到，黑龙江省缺少一个大型文学刊物，不利于发展繁荣本省的文学创作，希望我能够弥补这个缺憾。我衔命与有关部门反复协商，并求助于省委领导，经过认真筹备，大型期刊《东北作家》创刊了。蒙作家朋友的厚爱和省委的信任，我兼任了刊物的主编，由著名评论家黄益庸任常务副主编。我和编辑部的同事们，一起策划选题，筛选来稿，发现、培养文学新人，工作和谐而愉快。当时我们共同商定赋予刊物这样一个特点：扎根黑龙江，立足东北，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紧紧贴近现实。后来的事实证明，《东北作家》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在短短的两年中，发表了大量的反映现实生活特别是四化建设第一线的作品。它曾用整整一期的篇幅，刊发了反映改革开放年代大庆人光辉业绩的报告文学，总题目为《今日大庆》。在这一期中，“铁人”后代的表现，第一口油井的现状，油田“猫儿洞”的艰苦生活，从采油工到管理局长的精神风貌，从“缝补大嫂”到总工程师的内心世界……都得到了生动的体现。由于它内容的丰富，历史跨度的悠长，立意和意蕴的深邃，文笔的恣肆泼辣，获得了首届《中国潮》报告文学大奖赛二等奖。另外，刊物还发表了辽宁著名作家金河、邓刚的短篇小佳作，上海女作家陆星儿的长篇巨著，广东诗人韩笑的诗歌长卷，著名评论家张炯的论文，以及美国作家葛浩文的散文……这些作品都在社会上引起很好的反响，对繁荣黑龙江的文学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五
20世纪90年代初，一件完全出乎我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我奉调来到北京出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主持这样一本具有极高权威、为海内外文坛所瞩目的刊物，我自觉很难胜任。我曾经再三向领导表达我的顾虑。但因为工作需要，组织上还是坚持已经做出的决定。我们这一代共产党员，对组织的信任，已经变成了生活的自觉行动；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往往超过个人得失的选择。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走进被称为“国刊”的《人民文学》编辑部。使我感到庆幸的是，组织上还安排老革命、大作家刘白羽同志做我坚强的后盾。
摆在我面前的任务是困难而艰巨的。在一条坎坷而曲折的道路上，我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般地跋涉了整整15年。这些年来，我处在许多矛盾的漩涡中，各种思想观点的论争，各种艺术主张的交锋，各种恩恩怨怨的轮回……一齐在我的面前扭结起来，形成一团乱丝，我必须艰难地进行梳理；不管是好心的误解，恶意的诽谤，有意的刁难，诚挚的批评，我必须一一予以承受。有一段时间，我和编辑部的同志们经常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地工作，忙于改稿、发稿；我们奔走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访朋拜友，进行约稿、组稿；我们来去匆匆，席不暇暖，有的编辑甚至病倒在岗位上。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这样忙碌过、艰难过。幸好有众多文学界朋友的鼎力协助，有相关领导的支持和爱护，使《人民文学》得以沿着一条它应该遵循的轨道稳步前进。
使我感到欣慰的是，这些年，我们发现了众多有才华的文学新秀，发表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名篇，推出了许多举世公认的佳作，保持了刊物半个多世纪来一贯的高品位和崇高的威望。前些年，河北省“三驾马车”的形成，“晋军”的崛起，“陕军”的东征，“粤军”的北上，“湘军”的重振雄风……整个中国文坛的繁荣与发展，《人民文学》都尽了心力，因而得到了广大作家和读者的好评。
曾经有朋友问我：你当了15年主编，牺牲了极为宝贵的创作时光，你有什么感想？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为了《人民文学》，值得！
那么，如果有人再问：几十年来，你为编辑工作付出那样多的心血，又有什么感想？
我仍然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为了中国的文学事业，值得！
“为他人作嫁衣”，是幸福的也是高尚的事情。
（作者单位：人民文学杂志社）
（责任编辑：关迎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