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无名英雄”的甘苦
作者：方厚枢
《汉语大词典》从资料建设阶段进入正式编写阶段，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大词典的编委会、编纂处决定特邀二十余位编写骨干集中上海，自1985年1月起进行第一卷的决审定稿工作。这时，高校教学、科研任务与大词典“争人才”的矛盾已逐渐突出，有的协作单位要求往回抽人，有个别单位的编写队伍解体了，这些都对编写队伍的稳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各地接到定稿邀请的编委，都义无反顾地集中到了上海。那时《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的生活条件如何呢？据参加定稿工作的山东大学吉常宏教授回忆说：他们“三个人共住一间用塑料板材组装成的十平米左右的二层楼房里。初夏即觉骄阳似火，熏炙得难以午休；隆冬则四壁空穴来风，令人瑟瑟发抖。刮风，房顶鼓动作响；下雨，屋瓦叮咚成声。同仁们苦中作乐，谑称之为‘风雨楼’。就是这样，编纂处已是左支右绌，窘相毕露了，同仁们都知道这是至关重要的阶段，仍是昼夜奋战，每天工作在十小时以上。我曾对山东同仁及编纂处的诸先生说：‘无论如何咱们得把第一卷推出去。第一卷出版了，这步棋就活了；第一卷出不去，胎儿死在娘肚里，十年辛劳就付诸流水了，且不说什么国家损失和浪费了。’大约是哀兵必胜吧，同仁们竟这样闯了过来！”[3]
《汉语大词典》第一卷就是这样在“风雨楼”中定稿的。参与定稿的专家都是五省一市编写组的骨干，他们大多已年过半百，都已为《汉语大词典》艰苦奋斗了近十年。为了早日完成这项大工程，他们克服了原工作单位和家庭个人生活上的重重困难。例如，吉常宏教授就是中止了已向出版社交稿一半的专著写作，甘做“风雨楼”的住户，连儿子结婚都无暇回家，一对新人只好从山东来到“风雨楼”探亲。有些首次来到上海的定稿编委，竟没有去过南京路，没有去过外滩，而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1986年6月12日《汉语大词典》首卷问世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同志来到《汉语大词典》编纂处，他走进编辑部的办公室，走进专家们工作过的“风雨楼”，对大词典编辑们的敬业精神给予极高的评价，并与编纂处的全体人员合影。
三
《辞源》修订工作从1976年1月开始启动，到1983年12月出齐4卷，历时8年，参加编纂工作的主要人员有109人；新编《汉语大字典》从1975年7月召开第一次编写工作会议开始，到1990年10月出齐8卷，历时15年，参加编纂工作的有三百多人；新编《汉语大词典》从1975年9月召开首次编写工作会议开始，到1994年4月出齐12卷（含附录、索引１卷），历时18年，参加资料工作及编纂的人员前后有一千多人。在这三部大型汉语辞书编纂队伍中，有许多语言学界的著名老专家学者；有一大批风华正茂的青年教师、专家，他们都在这几部辞书的编纂中度过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还有不少老同志在原单位办了离退休手续后，自愿投入到几部辞书编纂队伍中来默默作奉献。也有一些为这几部辞书作出贡献的同志却未能看到它们的出版，三部辞书中仅《汉语大词典》一部就有47位专家学者离开人世时未能目睹出版成果。
对于所有参加过这几部辞书工作的知名和不知名的人们，他们几年、十几年在资料卡片中爬罗剔抉，在数千万字的书稿中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力求达到最满意的程度。他们所付出的心血和所经历的磨炼，可以借用陈原同志在《辞源》修订本问世时说过的一段话来表达：“时下的读者决不能想象那艰辛的历程，只有那些踏着沉实的脚步（有时却又是蹒跚的脚步）走过这段途程的，不求名利，不怕风雨的人们，饱尝到其中的甘苦。”[1]312
关于辞书工作者的甘苦，陈原同志1980年11月25日在《汉语大词典》第二次编委会上讲的一段话，作了最好的表述：
“编词典是艰苦而又不被人理解的劳动。我说编词典的工作不是人干的，但它是圣人干的！这是真正的人干的！他能牺牲自己，为别人的幸福，为国家的四化，为我们民族的光荣，为我们民族文化的积累，为整个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作出贡献。历史不会忘记这些圣人，人民也不会忘记这些圣人。这些圣人一时可能得不到人们的尊重，但终究会有人知道他们的。”[1]150-151
注释：
[1]陈原．陈原出版文集．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
[2]赵振铎．《汉语大字典》的工程——忆李格非教授．辞书研究，2003（6）．
[3]吉常宏．《汉语大词典》往事拾零．辞书研究，1994（3）．
（作者单位：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鲍莉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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