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构建普通编辑学:任重而道远

作者:邵益文等




  
  关于编辑活动的规律问题
  
  普通编辑学要研究编辑活动在其历史发展和现实运行中的规律。这些规律是呈现在编者(采集者、编造者、审定者、校订者),作者(记者、录者、概述者),读者(观众、听众)等主体要素与稿本(底本)、编本(定本)、文本(版本)等客体要素及其六方之间交叉组合起来的种种本质关系(矛盾而又相依存,且不断反复呈现出来的客观联系)中的。这里可以有一般规律(或称普遍规律,即各种媒体古往今来共有的编辑活动规律)与特殊规律(即不同媒体所特有的编辑活动规律)之分,也可有基本规律与主要规律之分,还可有外部规律与内部规律之分。这三个认识上的分别,各构成一对对应的矛盾运动规律。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交叉运行的。例如,基本规律是永远存在于过程始终的矛盾运动规律,包括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外部规律与内部规律,而主要规律却是某一特定的时段、特定的条件下突出出来的矛盾规律。可能是普遍性的、外部的,也可能是特殊性的、内部的。规律与规律之间不分高下、优劣,完全依实践中的客观条件、时势和环境而不断调整主次、强弱、内外、特殊和一般。任何一种规律都不能完全决定其他规律的存废,而只能影响其他规律并与其相互转换。
  
   回避不了的编辑学与出版学的关系
  
  近几年来关于“大出版小编辑”与“大编辑小出版”的争论不断。这同我国出版学的学术研究还不够深入、不够全面,也不够系统、不够成熟有关。国外的出版学研究,如英、美、德、日、韩等国有较为一致的学科体系。它们主要是研究出版商如何策划、选取已经编辑成功的媒体母本,如何进行市场需求的调查评估并进行成本核算、印刷复制和营销发行,通过精心管理实现利润目标。认为出版学是一种文化产业学科,也即中国旧时称之为印刷工与出版商的学问。最近二十年我国也有一些出版学论著问世,但数量不是太多,从研究内容上看,较集中在出版史的研究,其理论系统还不成熟,很难构成独立的学科体系。但出版是十分庞大的产业,加上影视制品和网络出版,已形成世界瞩目的文化媒介产业。现代编辑活动与现代出版活动在实践上已经不可分割地紧紧连结在一起,是同业共生现象,耦合互动的科学实践行为。甚至可以认为编辑学是偏重文化内容创新,出版学是偏重媒体产业经营的“内圣外王”之学了。所以,我认为即使纯粹而独立的普通编辑学专著,也不能不专设章节讲述编辑与出版,以及编辑学与出版学的关系。讲清这一点,编辑学不但不会被出版学吃掉,反而会更有利于建设普通编辑学,至少在学术研究方面是如此。
  吴飞(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浙江大学新闻传媒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主要编辑学著作有《编辑学理论研究》、《新闻编辑学教程》)
  
   建立普通编辑学面临的困难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于编辑学的研究投入了较多的热情,各种分类性、专门性的编辑学著作相当丰富。以我本人关注较多的研究领域——新闻编辑而言,每年都有新的著作出现,这些著作既有副刊编辑、专刊编辑、标题制作、版面设计、头版头条的选择与安排、电子编辑等专题性的研究成果,也有如报纸编辑、电视编辑、广播节目编辑与制作、网络新闻编辑等以媒体分类的作品。同时也出现了相对综合性的《新闻编辑学》著作。拙著《新闻编辑学教程》就是希望抽象多种不同媒体的新闻编辑的规律来写作的。
  科学知识的发展,不外乎两种路径:一种是从微观到宏观,一种是从宏观到微观。一些学科是先梳理清楚基本的概念谱系并确认概念间的逻辑关联之后,从宏观向微观逐渐发展的。如传播学的发展就近于这一模式,拉斯韦尔提出了传播的“五W模式”把传播学研究划分为五大范畴: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媒介)、受众、效果,其后传播学的研究就基本以此为格局(近年有突破这一格局的倾向)。从微观到宏观的学科发展方向则是因为局部的问题逐渐推进,形成了一种在更高层次上抽象的动力,结果是在逻辑与概念体系的更高一层上,发展出了一个统一的学科。
  编辑学的研究发展基本上是从小问题的研究开始的,虽然也有学者一直在进行宏观统合研究的努力,并且出版了几本代表性的通论性著作,如《编辑学通论》、《编辑学概论》、《编辑学原理论》、《编辑学理论纲要》等,但遗憾的是,这样的研究路径似乎没有得到业界更为广泛的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说,建立普通编辑学的动力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何以如此呢?我个人认为可能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其一,作为一个应用性极强的学科,概念抽象到底达到什么样的层次才算合适是比较困惑的。我在撰写《新闻编辑学教程》时,就发现抽象层次比较难把握,如何在与传播学、新闻学的比较中,建立起普通编辑学独特性、普通性和不可替代、不可被包容的学科体系,这是一个难题。其二,还鲜有人有能力将所有的分支编辑学吃透,要梳理出一个较有启发性和具有延展性的研究框架具有相当的难度。其三,不少编辑出版界人士甚至对编辑学本身是否是一种有足够容量的研究领域依然存疑,而正是出于这种疑虑,不少研究者在对编辑学作更高的理论抽象时犹豫不前。其四,未来的媒体形态以融媒为主要趋势,现有的媒体形态必然会发生重大的变化,编辑出版工作的实践形态也正在并将会发生重要的变化,这给普通编辑学的研究带来了许多不定因素。对上述这些原因,构建普通编辑学都需要认真加以分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责任编辑:鲍莉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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