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正确处理出版业事业性与商业性关系
作者：樊希安
商业性而对于文化食粮的内容不加注意，那也是自杀政策，事业必然要一天天衰落，商业也就随之而衰落，所谓两败俱伤。”其次，当今的社会条件对两者的一致具有促进作用。与韬奋先生所处的社会不同，我们出版人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为人民服务、为大众服务既是对文化建设的要求，也是对市场经济的要求，事业性与商业性在制度层面可以很好地得到兼容。再次，社会法制的健全、国家对新闻出版的强化管理，以及行业规范的形成和约束力的加强，都迫使、约束新闻出版从业人员朝两者一致性方向去努力。最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版业大量的实践证明，只有做到事业性商业性的统一，事业才能发展，企业才能兴盛，反之，事业就会衰败，企业也会衰落。从而使从业人员增强了自觉意识，自觉地将事业性和商业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起来。我国出版业每年为读者提供一大批文化品位高、编校质量好的优秀出版物，这样的出版物既有很好的社会效益，又有很好的经济效益，使企业的事业性和商业性都得到很好发展便是证明。我们追求事业性的完美，就必须把商业性做到极致；而商业性的到位，则使事业性臻于完美。两者交相辉映、共进共荣，才是我们所追求的理想状态。
三是把事业性摆放在主导位置予以突出。主要应做到四点：
第一，始终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努力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我认为就目前而言，我们的出版企业同时具有政治属性、文化属性、经济属性三种功能，因此，它也必然会在三方面发挥作用。虽然我们已改制或将要改制为企业，但是它原有的意识形态属性即政治功能并未减退，我们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自觉地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自觉地承担起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职责。当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发生矛盾时，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绝不给错误思想和腐朽文化提供传播渠道。
第二，以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介国外其他民族优秀文化为己任，注意文化价值、文化积累，讲究文化内涵、文化品位。我们出版企业和一般企业的不同在于：为文化而生，为文化而长，文化功能是自己的个性和价值所在。我们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注重推出具有重大文化价值的传世之作、精品力作，注重所出出版物的文化含量，注重满足读者多层次、多方面、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在全球日趋技术化快捷化的今天，有的出版人面对激烈竞争的市场，有意无意放弃文化坚守和文化追求，一些出版物有意淡化消解文化内涵，这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和警惕。
第三，加强管理、严格把关，注重“文化食粮的内容”，决不让毒害人身心健康的坏书和格调低下的出版物出笼。陆费逵先生说：“如以诲淫诲盗的书籍，贡献于世，则其比提刀杀人还要厉害。盖杀人不过杀一人，恶书之害，甚于洪水猛兽，不知要害多少人。所以我们当刊行一种书的时候，心地必须纯洁。思想必须高尚，然后才可以将最有价值的结晶品，贡献于世。”这是老一辈出版人的从业准则，我们在今天也应当谨记力行。
第四，在坚持事业性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商业性”。注重商业性对经营状态不佳、经济效益差的出版单位尤为重要，同时也应受到所有出版单位的普遍重视。单纯强调出版的文化功能和宣传功能，不重视经济属性是不行的。有的出版单位虽然长期以来已实行企业化管理，但是发展思路、经营方针、人事管理、分配制度等，基本沿用事业单位的模式，经营人才缺乏，赢利观念较差，重生产、轻营销，相对缺乏市场意识和营销意识，对营销重视不够、办法不多，不敢把多赢利多赚钱和利润最大化作为重要目标。这些问题应予关注并加以解决。
当前倡导发展“商业性”，摆在第一位的应是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使从业人员破除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观念，认识“商业性”的重要意义：只有发展“商业性”，“事业性”才能最终得到发展；只有在经济实力上大大增强，才能在与国外大型企业集团的竞争中获胜，从而更加推进“事业性”，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弘扬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作出重大贡献。辽宁出版集团整体打包上市，在业界引起巨大震撼，使人们对文化企业的属性有了全新的认识——只要是企业，无论怎么特殊，都要参与市场竞争，在竞争中优胜劣汰。即使如人民出版社这样具有特殊政治功能、被定位为公益性事业单位的出版社，除了个别项目由国家资助外，也同样要和其他出版社一样，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来。重视“商业性”，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企业利润目标也非常重要。制定战略规划时，要把经济发展规划容纳进来，使员工在明晰总体战略目标的同时，对经济发展目标也有明晰的了解。而围绕经济战略目标加强经营工作，更是“商业性”的题中之意。重视“商业性”，还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开拓新的赢利空间，探索新的赢利模式。对出版单位来说，敏感地捕捉市场需求，下力气组织好大众读物出版，既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同时也可开辟重要的赢利渠道。因为大众读物发行量大，成本低，有很大的赢利空间。中华书局等出版单位近年来对历史文化普及读物的开发，成果颇丰，对我们有重要启迪。注重“商业性”，还应遵循量入为出和厉行节约的原则，尽可能地减少开支，杜绝浪费。“节约每一个铜板，为着革命战争和事业的需要”，这句老话，今天也没有过时。而上述这一切的落实，都有赖于出版单位改革的深化。通过改革建立新的体制、机制，把员工增收节支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毫无疑问，改革既是我们出版企业发展“事业性”、也是发展“商业性”的重要推动力量。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