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1期
张学良的“不归路”（之一）
作者：奎 松
式代表李克农身穿中山装，负责机要的戴镜元穿学生装，同行的苏维埃政府经济部贸易局局长钱之光戴礼帽穿长衫，再加上一个警卫员着便服。回忆有时候真不可靠。查对当时的电报，就可以知道戴镜元的记忆很不准确。因为毛、彭联名给张、王的电报实际上是彭德怀起草，由毛于2月19日转发的，当时彭德怀已赴前线，并不清楚李克农的具体行程，还是毛电告他李克农动身日期，要他打电报通知王以哲的。另外，戴回忆说整个洛川谈判都是周恩来亲自部署指示的，但周当时已去了山西前线。可是电报表明，周恩来当时并未离开，仍在瓦窑堡，毛19日还曾打电报要周即令李克农去洛川。再者，钱之光这时也没有同行，钱去洛川的时间是在3月5日以后，即李克农与王以哲已就通商等问题达成了协议以后。
李克农到洛川是25日，张学良临时有事去南京，没有马上赶来见李。但他行前显然已经向王以哲布置过谈判事宜，因此，王以哲不仅表现出“抗日热情极高”，主动表示愿意向华北宋哲元及韩复榘等处宣传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主张，而且对成立双方协定也相当积极。针对他的部队与红军的关系问题，王以哲还坦率地提出了有关彻底解决延安、甘泉被围军队及其交通的三项办法。经过磋商，双方于28日初步就此达成了“口头谅解”。
这些“谅解”，在毛泽东等看来无非就是要红军解围，既然成为友军，互不侵犯，互通有无，理所当然，甚至条件还可以放宽些。只是，毛泽东希望整个东北军都能够与红军达成一揽子停战及通商协定，而王以哲却只能负责他的六十七军。因此，王把毛泽东所提方案中有关东北军的字样，统统改成了六十七军。
3月3日，李克农电告毛泽东、彭德怀，与东北军的整个协定须待张学良回来才能决定，但与王以哲部的局部口头协议已成。据此，中共中央于5日即通知所属各有关部门说：“关于我方与东北军整个协定尚在磋商，现先与六十七军王军长以哲所部订立……局部的口头协定，并于三月五日开始执行”。要求陕甘“两省省委及军区应将本协定各项之意旨，向延安、甘泉、麂县等靠近六十七军防地附近及交通路上之县区乡党部、政府、民众团体、红军、游击队、赤少队，解说明白，并遵照执行，给予六十七军以粮柴之便利，对六十七军人员通过马路者表示好意与欢迎，人苏区办货者加以保护，务使我方军民与六十七军官兵结成亲密之关系，以达成进一步与整个东北军订立抗日讨卖国贼协定之目的”。
中共中央肯定张学良是“民族革命派”
张学良是3月3日返回西安的。他一到西安就通知王以哲，说要马上来洛川与李克农见面。4日夜，张学良亲自驾机飞抵洛川，一下飞机就忙着见李克农。令李克农不解的是，同上次谈话不同，张学良这次再未提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中共中央要李克农准备用来应付张学良在政治上发难的种种答词，几乎全没有派上用场。张学良只是一再表示，希望中共中央领导人能够尽快与他在延安进行会谈，并派代表常驻西安，以便扩大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宣传以及与各方面的接洽。同时，张学良特别提出，希望中共能够介绍他的代表前往苏联，与苏联政府商谈合作抗日的问题。这无疑也正是中共中央想要提出的。还在3日上午，毛泽东、彭德怀就有电报给李克农，要他转告张学良、王以哲：“深望张副司令王军长领导东北军完全团结，与我合作到底，并确立联俄政策。”说“当今之世，惟有苏联是真正反侵赂者又真正有实力者，英国亦采联俄政策，中国更应速决大计”。这次张学良主动提出秘密联苏问题，意味着他与共产党更加接近了。
5日凌晨，李克农通过王以哲的电台报告中共中央称：今日与张学良晤面结果甚佳。你们与张见面地点已约定在延安，时间一星期内由我方选择，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及博古(即秦邦宪)中一人出席即可。
中共中央这时刚刚得到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统一战线新政策的几份重要文件，正准备在山西石楼就实行新的统战政策的问题开会研讨，因此，包括留在后方的领导人周恩来、博古等，都已赶往石楼。得到李克农的电报，毛泽东等相当满意，要李迅速取道延川赶来石楼参加会议报告经过情形。不过，由于交通不便，要中央领导人按照张学良提议在一周内从石楼到延安与张会晤，无论如何不大可能。因此，毛泽东电告李克农称：由于周、博等均来前方开会，需10日才能结束，我方负责人从石楼赶往延安，至快也要到17日左右。
毛泽东的电报到洛川时，李克农已经离开。王以哲收到电报即转给张学良，张学良恰好患喉痛，说话困难，医生要其静养数日。因此，张学良特别要王以哲了解：中共中央赴延安者究为何人，毛泽东或彭德怀，抑或周恩来?如未成行，可缓来。若已经成行，则他当“力疾践诺前来”。这样，3月5日决定的一周内举行张学良与中共负责人的延安会谈，自然延期了。不过，王以哲特别电告毛泽东和彭德怀说，19日以后张先生有要事外出，故最好能于19日前在延安会谈，否则恐需延期相当时日。
但是，为了等齐出席会议的领导人，中共中央的会议一直拖到20日才开始举行。此前，李克农已于16日赶到石楼，向毛泽东等汇报了与张学良、王以哲谈判的详细情况。根据共产国际统一战线新政策的精神，又考虑到国内的特殊情况，全面负责中央军事和统战工作的毛泽东开始对张学良另眼看待。他在会议的报告中把国民党分为“民族反革命派”和“民族革命派”两大类，肯定蒋介石仍属于“民族反革命派”，而张学良则属于“民族革命派”，可与我们走一致的路，当然，同宋庆龄等“民族革命派”中的左翼比起来，张学良还只是中间力量。从把张学良看成是“卖国贼”，与蒋介石相提并论，到肯定张学良是自己的同路人，肯定其为革命派，这清楚地显示了中共中央对张学良已经有了相当的信任度。
考虑到毛泽东和彭德怀必须留在山西前线指挥作战，不便赶回延安与张学良会谈，而周恩来在后方负责，中共中央讨论决定谈判工作改由周恩来出面进行。
3月16日，毛泽东和彭德怀联名电告王以哲，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派周恩来同志为全权代表到延安与张先生晤面，共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根本大计。时间可定在本月，具体日期可由张先生确定后电告周恩来，俟得电复，即启程赶赴延安。
随着延安高级会谈的秘密举行，张学良逐步走上了西安事变的“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