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1期
“毛传”主编谈“毛传”
作者：韩 钢 刘山鹰
要把一本书当作一篇长的论文来写，当作一篇长的讲演来写，不能像有些教科书那样，一章一节都自成段落，把文章做死了。我们写《毛泽东传》，大体上也有个追求，就是要努力写出在当年的客观环境下，在众多的先进分子中，他是怎么进行探索的。尤其是现在出版的这部分历史，经过实践的检验，已经充分证明他是正确的，是取得了成功的。
有人说，搞历史的人就是整天在故纸堆里爬梳。也可以这样说，问题在于怎么对待这些“故纸”。我们不能只看到它们是一张张“死”的陈旧的纸片，而要透过它们重新看到它所反映的一幅幅活生生的历史画面，看到跌宕起伏的斗争场景，看到不同力量之间激烈复杂的较量状况，再现历史的真实，否则就失败了。我不是说《毛泽东传》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但我们是以此作为目标来努力的。
再现历史必须十分慎重。写历史不是写小说，必须以事实和材料说话，写成信史。现在有些称为“纪实文学”的作品，凭空编造，让人真假难辨，造成很坏的影响。我们在写作时，对材料的取舍、叙述的详略自然要进行选择，任何一本书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写上去。个别事实也可能因考辨不够而弄错了。但有一点敢于自信的：书中绝没有任何编造和虚构的地方。如果出于某种需要而有意地歪曲事实，我们认为是可鄙的。
记：也就是力求“无一字无来历”吧。
金：是的。另外，我们在写作中还注意处理好几个关系。一个是个人与背景。写历史人物的活动总离不开他所处的客观环境，他所面对的种种棘手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存在什么不同看法，然后再写他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这样才有立体感，人物形象才能立起来。如果只是简单地写“他指出”、“他强调”、“他认为”，那就会显得很贫乏。但写背景要紧紧扣住人物。这毕竟是人物传记，写背景是为了帮助读者理解他当时为什么这样想、这样做，他的活动又受到客观条件的哪些制约。因此，对历史背景要下大力气去研究，但文字上不能离开上面所说的这些要求而去大段大段地描写历史背景，因为写《毛泽东传》毕竟不是写党史、中国现代史，否则就成了喧宾夺主。
二是重点与一般。每本书都有重点，书中的每一段也有重点。面面俱到，结果只能是每个问题都讲不清楚。下笔前，要先分清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这还要考虑到毛本人的特点。毛泽东是战略家，每个时期他对形势都有全盘的分析，对于解决问题的重点和决定性环节都有准确的判断。在军事上他主张集中兵力，而不是“两个拳头打人”，处理其他问题也是如此。写《毛泽东传》就要把握好重点。当然，也不能只有重点，别的都不写。毛泽东讲工作方法像“弹钢琴”，十个指头既不能同时按下去，又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而是要有节奏地相互配合。这就是重点与一般的关系。写人物传也要正确地处理哪些是要用重笔写的，哪些只要点到就可以了。事物的发展是一个前后相续而有着内在联系的过程，重点与重点之间必须有衔接、有呼应，不能各章互不关联，而是有一条主线贯串着。前一章收尾时，后一章就呼之欲出了。这样，读者才能一口气看下去。
写不写毛的缺点和失误
三是正确与失误，或者说长处与弱点。要处理好这个关系不容易。一般说，写正确的不难，但要写好也不容易，光堆上许多夸张的形容词是无济于事的。比如《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是一件大事。怎么从当时的环境来说明它的意义，就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外界处于隔绝的状态，相当多的人对它并不那么了解。抗战发生，在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时，中国共产党表明愿为彻底实行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努力；到武汉后，蒋介石又搞起“一个主义”、“一个党”，甚至提出要取消共产党。这时，中国共产党必须把自己的旗帜更加鲜明地打出来，系统地阐述自己的理论和纲领，为中国人民指出建立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的前途。这是历史发展的需要。正在这时，毛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三篇文章，举起了新民主主义这面大旗。这个理论又有个发展的过程。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到《论联合政府》又提出了它的具体纲领；再到《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提出了没收官僚资本、建立民主共和国和组织政府的问题；到九月政治局会议又更清楚更完备了。所以，写正确的东西不是靠拔高的办法，而要把它放在当时的环境和发展的过程里来把它说清楚。
写失误更不容易。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写不写毛的缺点和失误。其实，任何人，包括取得巨大成功的人，总也是会有失误的，这是客观存在。只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对失误就不应回避。就毛泽东而言，解放战争时期是他十分成熟的阶段，但是不是对每件事情所作的判断都全对呢?也不是这样。书中讲到：抗战胜利后，毛提出了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这个基本方针，但不久也曾对形势做过偏于乐观的估计。刘少奇说过，我们党在一个短时间里也曾“糊涂了一下”，毛也有过类似的总结。当然党没有完全陷入对和平的幻想中，这不是大失误，但也说明对复杂事物的认识有个过程，不可能一次完成。再比如全面内战爆发之初，毛泽东对我军在北线和南线分别提出了“三路四城”的计划和三军进击津浦路然后渡淮向南的外线出击计划，这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应该说时机尚未成熟。后来他根据形势和南线领导人的意见，对原定计划作了修改，北线也在实践过程中作了调整。我们在书里写了这些，但这无损于毛泽东作为战略家的形象，因为从根本上讲，国民党几百万军队最终被打垮了，这是最基本的事实。假如回避这中间发生过的失误，人们反倒觉得不可信了。
四是个人与集体。毛泽东的个人魅力很突出，但他又很注重集体的力量。他早年是一个人在探索，追求“精神上之个人主义”，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就强调个人的作用。后来就不同了，他越来越注意结交朋友，还以“二十八划生”征友，并特别写了《民众的大联合》，以后又组织新民学会，直到参与创建共产党。这以后，毛一直是作为集体的一员为共同理想而奋斗的。他又十分善于集中大家的智慧。所以，要把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处理好。当然，一部革命史中，究竟哪些是集体的功劳，哪些是个人的功劳，有时候也分不那么清楚。有会议记录的好办一点，但有些记录也不一定就能把问题都说清楚，因为还会有会前酝酿和会后的发展变化，不是那么简单的。
毛泽东的个人性格与特色
写个人，要写出他的性格、他的情感。对一个影响着时代的政治家来说，写性格不能只从生活小事上反映(当然这也是需要的)，更重要的体现还应该在大事上，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比如写周恩来，从处理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