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2期
蒋经国险遭枪毙
作者：邱 路
会等，并经常开代表会议，各个学校都有他们的人组织的支部，其目的是要夺取在苏联境内的中国学生的指导权，帮助已经被共产国际免去领导职务的中共机会主义领袖陈独秀、谭平山等。报告据此提议，鉴于这个小组织的危害还没有十分扩大，应当考虑立即将这22个人予以逮捕。
一周之后，米利斯的调查报告又有新的进展。据他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召开的会议上宣布，根据他们进一步调查所得出的结果，至少可以认为，有111—130名中国学生参与了“江浙同乡会”的活动，他们已经收到了130份各种揭发检举的材料。当然，他们认为，这多数中国学生还是教育问题，关键是8名首要分子必须严惩。他们是：
1．蒋经国(中央总书记)
2．朱务善
3．朱代杰
4．卢贻松
5．刘仁寿
6．黄仲美
7．周 策
8．陈启科
与一周前的结论相比，米利斯关于“江浙同乡会”首要分子的名单里引人注目地少了俞秀松和周达明两人。在这些江浙同学当中，俞秀松和周达明是最年长，党龄最长，也是历史上担任党内职务最高者，照理说，如果有这么一个秘密组织，再怎么轮，也轮不到这时年仅17岁的蒋经国来做领袖。可是，米利斯反复核对各种材料，始终找不到关于俞秀松等参与“江浙同乡会”的直接证据。相反，他们能够找到、并且真正可以作为证据的那些信件，大部分不是蒋经国写的，就是写给蒋经国的。
“如何蒋经国做首领呢?”向忠发在中共代表团的会议上对这一颇令人生疑的现象是这样解释的：“这个小孩子比较聪明，理论比较好些，经济上由其母亲名义上供给了七次之多”。尽管蒋经国已经公开宣布与蒋介石断绝了父子关系，但是，向忠发并不相信这一点，况且许多揭发材料都坚持认为，蒋经国实际上仍与蒋介石保持着联系：既然继续从母亲那里取得经济上的资助，不就等于从父亲蒋介石那里取得资助一样吗?向忠发在这里选择了一个“由其母亲名义”的语意含混的措辞，其潜台词是很明显的。
是枪毙，还是开除?
1928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召集中共代表向忠发、苏联军委代表和格伯乌代表共同开会，听取格伯乌说明调查取证的情况。格伯乌代表明确提出了一个12人的名单，包括蒋经国、卢贻松、陈启科、左权、尤赤、胡土杰、刘仁寿、郭景纯、朱茂榛、周策、张师、甘青山，断定这12名军校学生都是“江浙同乡会”的骨干。在紧接着举行的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上，四方代表共同决议：
(1)开除蒋经国等12人的党籍和团籍，其中蒋经国、刘仁寿、朱茂榛和周策等4名首要分子交格伯乌拘押审查。
(2)共产国际东方部与中共代表团联名写信给列宁学院党部，请其对俞秀松、周达明等中国学生进行审查。
有关“江浙同乡会”的问题很快反映到共产国际高层领导人那里。在一次会议的休息期间，当时共产国际最高领导人布哈林特地向米夫询问了有关蒋经国的问题，特别就格伯乌所说蒋经国是“江浙同乡会”的首领一事问米夫说：“你相信吗?”
没有人知道布哈林在这里做了哪些工作，可以肯定的只是，四方会议决定的开除12个中国军校学生的决议，在执行时走了样。尽管蒋经国发现他的行动已经受到某种限制，请假外出都要经过特殊的批准，事实上已被软禁，但在他的朋友多半都被迫离开了军校的时候，却没有人向他发出除名通知。并且，米夫很快就停止了对“江浙同乡会”事件的调查和处理工作，一拖就是两个多月。等到6月26日，眼看中大内部围绕着这一事件掀起的巨澜总也平息不下来，米夫干脆亲自宣布说，有关“江浙同乡会”的调查处理工作已经结束了，这个小组织已经不存在了，本校也没有他们的会员，同学们不必再在这个问题上争吵了，应当着手改善过于紧张的同志关系。
1928年5—6月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紧接着又开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中共领导人实在无力顾及“江浙同乡会”问题。’但中共六大一结束，刚刚当上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就向参加共产国际六大的中共代表团作了一个报告，宣布了“江浙同乡会”的存在。这个消息在代表团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几乎所有人都主张要“严重调查确实”，然后将这些小组织分子“一个一个地铲除出去”。有人更明确提出了具体的处理意见：1．唯一的领袖——枪决；2．二等领袖——坐格伯乌；3．三等分子——放逐；4．四等分子——用教育的方法训练他。
这里所谓“唯一的领袖”，很显然指的就是蒋经国。根据会议记录，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与会者对于如伺处理蒋经国没有布哈林那么多的顾虑。会上有人公开喊：“这样的人(指蒋经国)顾惜什么!”而中共代表团在与中山大学党部领导人进一步核实情况时，党部陈道原、李甜如的反应同样激烈。他们坚持说：“中共代表团不将江浙同乡会根本解决了，则对党的前途非常危险。首领应当抢决，活动分子应开除。”
主张严惩“江浙同乡会”成员，直至枪毙蒋经国的意见，在中共方面几乎是不可改变的。他们甚至不在意共产国际的看法有了怎么样的转变。即使在向忠发等中共领导人回国之后，继续留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仍旧坚持这样的意见。仅仅是因为联共(布)中央的干预，蒋经国等人的命运才开始出现了一线转机。
6月29日，已经遭到开除的中国学生陈启科、左权、胡世杰、尤赤、郭景纯等联名写信给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申诉冤情。紧接着，7月间，这些学生又几度前往克里姆林宫，直接求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虽然他们没有能够见到斯大林，但见到了联共(布)中央监委主席雅罗斯列夫斯基。鉴于布哈林对前此格伯乌的调查已经提出了疑问，联共(布)监委迅速组织共产国际、格伯乌、苏联军委和中共代表团四方开会，并调集了所有材料，重新审查这一事件。在经过几周的深入调查取证之后，联共(布)监委推翻了格伯乌前此的调查结论，并否定了中共代表团所坚持的意见。中共代表团几经争辩没有结果之后，也不得不改变了自己原先的处理意见。
9月初，中共代表团同意不再利用前此一切有关材料在中国学生中追查所谓“江浙同乡会”问题，并不再考虑对有关人员进行严厉处罚。但是，中共代表团坚持：第一，不能否认“江浙同乡会”存在过的事实；第二，它的性质至少是党内以同乡或亲友为基础的秘密派别组织，“这种组织的发展前途有不只限于互助同乡的性质，，而成为政治性质的可能”；第三，对其成员，在教育办法不足时，仍须诉诸组织办法加以制裁。
从此，再没有人去讨论要不要枪毙蒋经国的问题了。这一次的危险如果不是蒋经国一生中经历的最危险的一件事，至少也是他旅苏生活中最危险的经历。大概蒋经国自己并不了解这些情况，因为在他所写的旅苏生活的种种日记和回忆中，他对自己在“江浙同乡会”事件中险些丢了性命的情况只字未提。可见，他差不多又是在不知不觉中鬼使神差地躲过了这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