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4期
中苏条约谈判纪事
作者：丹 童
从两天后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电报可以看出，他对第一次会谈的结果并不十分满意。特别是对条约问题，毛泽东在电报中告诉刘少奇：斯大林说，因雅尔塔协定的缘故，目前不宜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我说，照顾雅尔塔协定合法性是必要的，唯中国社会舆论有一种想法，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订的，国民党既然倒了，原条约就失去意义。他说，原条约是要修改的，大约两年以后，并且须作相当大的修改。为此，毛泽东建议中央政治局讨论这一新的情况，并就条约问题的解决办法提出意见。
可能是因为对条约问题有些想不通，据负责联络工作的柯瓦廖夫观察，毛泽东一连几天都“闷闷不乐地呆在别墅里”，“情绪不好，心神不安”。21日，在参加过斯大林七十寿辰的庆祝活动之后，他收到了政治局发来的电报，得知大家赞成如果苏联方面不准备签订新条约，那么，只就旅顺驻兵问题及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就算了。但是，在宣布了“一边倒”的政策之后，无论他还是整个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都感受到了相当大的压力。如果他这次访问的结果不能充分证明这种政策的正确性，不能充分显示新中国的新面貌，他不难想象其影响将是怎么样的。因此，考虑到23、24日已经约好要再谈一次，他在第二天一早就把柯瓦廖夫找来，提出了两种方案，请柯瓦廖夫转告斯大林考虑。第一种方案预定解决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条约、航空协定等问题，召周恩来前来莫斯科完成协定签字手续。第二种方案预定对第一种方案中的种种问题从多方面进行磋商，暂不履行相应的协定签字手续，周恩来也不必来莫斯科，可于其他时间来莫斯科履行签字手续。毛泽东再三强调，所有这些问题均请斯大林同志定夺。
可是，12月24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谈，再度让毛泽东感到失望。据毛泽东后来同苏联大使尤金讲：“我们访问莫斯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签订中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国人民问我们，苏联会不会同新中国签订条约，为什么同国民党签订的条约至今在法律上仍然有效，等等。关于签订条约的问题当时对我们来说事关重大，将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后发展的前景。”“我在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时就提议签订条约，但是斯大林却避而不答。我在第二次会谈时又重提这一问题，把中共中央关于签订条约这一请求的电报给他看了。我建议把周恩来召到莫斯科来签订条约，因为他是外交部长。斯大林则利用这个建议作为拒绝的借口，说‘这样做不合适，因为资产阶级报刊会说整个中国政府都到了莫斯科’。后来斯大林避而不见我。我曾给他的住所打过电话，但得到的答复是斯大林不在家，建议我去见米高扬。”毛泽东说，“这种做法使我很生气，我决定呆在别墅里，什么也不干。”
对于毛泽东的抱怨，以及西方新闻界关于他在这次访问中受到冷落的评论，作为主人的苏联方面却有“满腹委屈”。苏联方面认为，当1949年11月10日周恩来向罗申大使转达毛泽东的访苏愿望时，还曾声明说，毛泽东去莫斯科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休息休息，治治病。莫斯科考虑到了这一点。因此，斯大林和苏联其他领导人采取了各种措施力求不加重毛泽东的访问计划，给予他休息和治病的机会，并不是有意要冷落他。12月21日，为庆贺斯大林诞辰七十周年在苏联大剧院举行了隆重的会议。会上，同苏联高级领导人一起在主席团就座的有许多外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被安排在贵宾席的第一排，与斯大林并肩而坐。大会开幕后，外国客人中第一个获许发言的即是毛泽东。这种安排突出强调了斯大林和苏联领导人对毛泽东的重视。22日，在苏联政府举行的贺寿宴会上，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又一次给予毛泽东以特别的关注。当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提议为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和领导人干杯时，首先建议“为中国人民，为出现在大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们，为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干杯!”相反，倒是毛泽东12月19日发给斯大林的贺信与其他外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贺信不同，内容简短，非常官方化，并且明显地“冷淡”。苏联人觉得，这一点很难解释。
不过，当新的一年开始之际，斯大林终于意识到不签这个新条约是不行了。一方面是一连几天无事可干之后，毛泽东把柯瓦廖夫叫来，大发脾气，声称：“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另一方面是各国元首和党的领导人在参加完祝寿仪式之后都已返回自己的国家，而毛泽东留在莫斯科又毫无消息，这种情况已经引起国际舆论议论纷纷。鉴于这种情况，斯大林不能不迅速作出决定，同意毛泽东重订新约的要求。
斯大林首先起草了一个“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于1950年元旦这天交给了毛泽东。他在这篇答记者问里明确写道：毛泽东来莫斯科的目的首先就是要解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而他“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通过这种方式，斯大林向毛泽东表明了他准备讨论新条约的态度。几乎就在同一天，毛泽东还在向罗申大使表示想提前回国，看到斯大林起草的这个答记者问之后，毛泽东当即表示满意，并同意第二天以他的名义发表。
由于这还不是斯大林的明确表态，毛泽东似乎还没有十分把握。但他这时的心情已经舒畅起来了。毛泽东第二天又像以往一样，开始直接向斯大林通报有关情况和提出援助要求了。他这天一连给斯大林写了两封信，并附上了北京早就发来的几份电报，除了通报有关印度政府承认新中国政府，以及美国人企图控制台湾军政大权的消息以外，·特别提出了请斯大林“命令有关部门速派水电站方面的专家前往”东北松花江小丰满水电站，现场调查那里堤坝遭到破坏的情况，并采取必要的措施。
当晚8时，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专门来到毛泽东下榻的别墅，直接询问他对签订中苏新约等问题的意见。毛泽东提出三种选择：(1)签订新的中苏条约；(2)由两国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对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交换了意见，而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下来；(3)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莫洛托夫马上表示同意第一方案。毛泽东又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明确回答：“是的。”毛泽东当即说出了他的安排：“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ll天，1月19日至U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至此，由于中苏条约签订与否而引起的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不快，总算是烟消云散了。
中苏会谈渐入佳境
最难的一关过去了，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开始努力表现出友好合作的姿态。
1月6日、9日，毛泽东多次向苏方人员解释他必欲坚持签订新约的不得已的考虑。他解释：“我们之间签订一个新条约，反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