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4期
傅斯年攻倒孔祥熙
作者：杨天石
查而不办。在此情况下，他们便向参政员求助。
在参政会上，傅斯年就此案作了口头质询，另一参政员陈赓雅即以准备好的一份提案相示，其中数目、证据具在，要求大会讨论，送请政府严办。傅斯年遂立即签名，领衔提出。
傅斯年此次提案共有21人联署，题为《彻查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历年积弊，严加整顿，惩罚罪人，以重国家之要务而肃官常案》，案称：“历年以来，以主持者特具权势，道路虽啧啧烦言，政府并无人查问。”“其中层层黑幕，正不知几许。”傅斯年等提出：1，彻查。由政府派定大员，会同专家、监察院委员、参政会公推代表(必为参政员)彻查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积年帐目与事项，有涉及犯罪嫌疑者，分别轻重，一律移送法院或文官惩戒委员会。同时，此项彻查人员，得接受人民呈诉。2．改组。傅斯年等提出，使中央银行改隶财政部或行政院，取消中央信托局，将其业务移交战时生产局。在取消以前，仍须彻查有关帐目。两机构的历年主持者，应对其主持下产生的“众多触犯刑章之事”负责，一齐罢免；有牵涉刑事者，应一并送交法院。傅斯年等人的提案经参政会审查，作了局部修改后通过。在会上，傅斯年慷慨激昂地声称：“似此吕咸、熊国清之辈，如不尽法惩治，国法安在!”发言最后，傅斯年表示：这番话不仅在会场以内负责，而且在会场以外也负责。愿亲到法庭对簿。傅斯年的这番话使全场振奋，掌声雷动。
尽管傅斯年等人的提案受到欢迎，但参政会主席团主席王世杰却以“恐被人借为口实，攻击政府，影响抗战前途”为理由，要求陈、傅等人自动撤消此案，另行设法处理。陈布雷也出面表示：“一经大会讨论，公诸社会，恐使友邦更认为我们真是一个贪污舞弊的国家，对抗战不继续予以支持，那末，影响之大，将不堪设想。”在此情况下，傅斯年等被迫同意不向大会正式提出此案。7月17日，傅斯年会见揭发此案的两位青年，拿到了全部证据。傅勉励揭发者说：“诸君爱国热诚，极可佩。我虽前已同意不在大会提，但此事总当使其发生效力。”
重庆国民政府虽然想竭力捂盖子，但是，也有人竭力想把案子捅开。重庆地方法院向中央银行函询此事，最高法院也准备立案侦办，要傅斯年提供证据和材料。7月25日，重庆国民政府免去孔祥熙中央银行总裁和四行联合办事处两项职务。30日，行政院改组。这一切使傅斯年高兴之至。
8月1日，傅斯年致函夫人俞大彩：“老孔这次弄得真狼狈。闹老孔闹了八年，不大生效，这次算被我击中了。国家已如此了。可叹可叹!”他决心把这场官司打到底，对夫人说：“这一件官司(国库局)，我不能作为密告，只能在参政会办。此事我大有斟酌，人证物证齐全。你千万不要担心。把老孔闹掉，我至为满意。”次日，最高法院检察长郑烈致函傅斯年，要傅提供帮助，信中说：“满腔热血，不知洒向何地?此事如得公助，巨憝就擒，国法获伸，为公为私，当泥首雷门以谢也。”8月8日，国库局的几位职员致函傅斯年称：，据闻，“委座已与先生说情，国库局贪污案已了，不知可确否?”函件希望傅斯年“继续努力，为民众宣达任命，务使此案在法院中水落石出。”当日，傅斯年向参政会提交了一份说明书，同时录呈国库局几位青年的密告信。他表示，所有各节，均经详核，确信其为真，待法院办理此案时，当偕同几位青年出庭作证。
傅斯年等人的提案经参政会通过后，其经历是：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密送国民政府核办”；国民政府转发行政院；行政院“密交财政部核办”。1946年2月，财政部报告处理情况，自我夸耀称：本部人员如发现，或据报“有贪污渎职等情事”，“均经派员严查，分别惩办”；“如有触犯刑章并移送法院办理”。至于傅斯年提案中的派员彻查要求，则称“似无必要”。两个“密”字，几句官话，将盖子严严实实地捂住了。
民主和法治是治理腐败的必要条件。孔祥熙的倒台，国库局贪污案的曝光，和抗战时期国民参政会这一特定的民主形式的存在有关，但是，当时参政会的民主权力是极为有限的，司法又不能独立，蒋介石控制着包括党权、政权、军权在内的各种最高权力，为了护卫豪门利益，维护自己的统治，自然不可能按傅斯年等人的要求彻查，也不可能将案情大白于天下。
主张没收孔祥熙家产
孔祥熙虽然倒台了，继起的宋子文也没有好多少。看来看去，傅斯年逐渐对国民党绝望起来。
1947年3月23日，胡适致函傅斯年，认为蒋介石有“决心改革政府之诚意”。28日，傅斯年复函胡适，对此表示怀疑，函云：“现在改革政治之起码诚意，是没收孔宋家产，然蒋公在全会骂人仍言孔宋不贪污也。孔宋是不能办的，CC是不能不靠的，军人是不能上轨道的。”一个腐败的政权自然不可能彻底反腐败。应该承认，傅斯年此时的头脑要比胡适清醒，不过，他仍然和蒋介石站在一条船上，不愿意也不曾想到要走开。这是傅斯年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