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5期
关于“大民主”和“小民主”一段公案
作者：李慎之
无人理睬，但十年之后，忽然在中国大地上又走红起来。那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群众纷纷传言“毛主席提倡大民主了”，而且这个信息是由总理下达的。这场大民主带来的热闹不仅将永垂史册，而且现在还活在四五十岁以上的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心里。当时新华社很有几个造反派头头，因为知道我是大民主这个词儿的发明人而来向我煽动：“老李，你这个右派分子也该翻翻身了，毛主席都主张大民主，你说说大民主有什么错?”对这，我只能木然以对，同时渐渐在心里凑成了这么四句：“十年前事已成尘，不向天花悟昨因。洗尽狂名销尽想，笑他多事解铃人。”
正是“十年风水轮流转”!又过了十多年，我们的国家又批起大民主来了。不但从宪法里取消了“四大”，而且报章杂志上也有文章根据《毛选》“追查”出，最初提出大民主的，根本就是一些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顺便说一句，我这个人还是有不少传统思想的，因而一贯警惕“群氓心理”，痛恨“暴民政治”，打心眼里反对“四大”，迄今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每看到那样的文章，我就有一种冲动，想出首坦白：我就是那个信口开河，害得大家吃了那么多苦头的人。但是我马上又想到，我纵然自愿千刀万剐，又哪里能够狂妄到认为自己有资格来承担这么大的责任呢?
知道我是大民主的发明人的朋友，大概还并没有认为我犯了那么大的罪。1982年，乔木同志把我调上玉泉山去参加起草十二大文件的第一天，就在吃晚饭的时候向众位秀才介绍：“李慎之同志就是那个当初提出‘大民主’的人。”二十多年没有参加上层的工作，我当时熟识的人确实已经不多了。
为什么毛主席心目中的“大民主”同我心目中的“大民主”能有那么大的反差，或者说截然相反?为什么我“以辞逆志”而终于失之?这是我长期思索的问题。在六十年代的“文革”中我已经悟到，毛主席心目中的大民主其实和他心目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回事，或者是用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手段。反右派斗争、反右倾斗争与“文化大革命”，其实都是他所说的大民主。不过，相对比而言，反右派与反右倾是比较“小一点”的大民主，而“文化大革命”则是“特大”的大民主而已。毛主席逝世后不过十个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我第一次看到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批判我的大民主和阐述他的大民主的讲话全文，读完之后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要是早知道这些话，我就是再迟钝也不至于栽那么大的筋斗。照说冷西和林克都给我解释过毛主席在会上的讲话。尤其是冷西同志，因为我马上要随总理出国，来不及听二中全会的正式传达，还专门花了两个钟头的时间，对我一个人进行传达直到深夜，我至今感念。但是无奈他们一点没有给我讲毛主席在这篇讲话中说得相当清楚的，要用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来反对资产阶级大民主(当然也就是我所说的大民主)的一番意思。到底是我一个人糊涂到了不辨左右是非的程度呢，还是大家都有点儿糊涂呢?
至于我所说的小民主，虽然毛主席也曾让冷西和林克告诉我“我们只能搞小民主，搞小小民主”，但是这似乎也并没有引起他多大的兴趣。在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他老人家只有一次提到，“预先出告示，到期(明年)进行整风，不是‘不教而诛’，这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现在看起来，毛主席早在发动反右派斗争前半年，就已经发出警告了，而且说得相当明白。然而，就我观察所及，全国人民(包括党的干部在内)能注意到这一点的，实在太少了。
到今天，我当年十分厌恶的小民主在中国仍然大量存在。提级别、评职称、分房子……到哪里都是无休无止的争吵和照顾。所以，不过十来年，本来一个都没有的硕士、博士、博导……还有“大师”，已经是满坑满谷了。不过我似乎也已经想通，我心目中的小民主大概是毛主席所说的大民主的必要的补充，这倒也是特别符合中国国情的一种有点“人情味”的宣泄之道。我希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民主能在中国永远结束了。我也希望我所厌恶的小民主能越来越少。但是我现在已经能够懂得，个人的幻想并不能代替历史的实际。
在中国以外的世界，大民主的故事还远没有完。不知哪位高手把大民主译成massdemocracy——群众性的民主，这是一个很容易望文生义而极有吸引力的名词。因此随着“文化大革命”震动世界，大民主的思潮也在世界上引起回响。著名的“巴黎1968年5月”就是一个重要的例证。到现在，大民主在西方虽然没有成什么气候，然而在欧美的大学里却是香烟不断。我完全不懂他们到底主张些什么，但是他们大概已经发展出了一套理想主义的理论，而且绝不是同毛泽东思想毫无关联的。在那些人的心目中，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毛泽东最伟大的贡献，就是提出了彻底消灭官僚制度的主张。
事情已经过去整四十年。我年逾七旬，行将就木。我个人虽不足道，但是“大民主”却是中国或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桩公案，也会成为政治学上的一个名词。我作为其发明人，有趁人证物证还在而向历史交代一下的义务，特别是对那些有历史癖的人们，省得他们以后挖空心思地去调查、考证，弄得不好，反而可能以讹传讹，难于征信。
“文革”中，我的专案组长曾经问过我：“毛主席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还要反对毛泽东思想?”我可以指天发誓，一直到反右派运动，我骨头里绝没有一丝一毫反对他老人家的意思。我甚至告诉这位组长，到反右运动结束的时候，我还给自己做了一副不能算是对子的对子：“自作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自作多情，多情却被无情恼。”就是在被划为右派分子以后，我也还是椎心泣血日思夜想怎么改造自己，使自己能跟得上毛主席的思想。当然，我也得承认，后来对他老人家的思想也慢慢滋生了怀疑以至异议，但那是到1959年在农村经过两年改造看到大跃进失败，开始有人饿死以后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