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6期
《周恩来传》选载：从八届三中全会到八大二次会议
作者：佚名
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更深一层说也就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本质的东西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发动群众、发展生产看不到，自然就抓不起了。”
尽管毛泽东感到会上“思想谈得较少，似是缺点”，但是“这次会议解决了大批问题比南宁进一步”，他说：“会开得很好，重点归结到方法问题。”对周恩来的检讨，毛泽东说：“如果从经验上、从方法问题上作为例子，那倒是可以的。这个问题不是个什么责任问题，也不是老要听自我批评的问题，南宁我们都听过了，北京也听过了的。”周恩来的检讨还没有使毛泽东感到满意。
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一九五八年的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关于发展地方工业的意见》等三十七个文件。在“反冒进”、鼓干劲的形势下，会议制定的各项经济指标比二月间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的第一本账大幅度地提高了，例如，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百分之六点一提高到百分之十六点二；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百分之十提高到百分之三十三。为了巩固这次会议取得的成果，把形成的决议以更权威的方式确定下来，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党的代表大会。由于这时离上一次全国党代会只有一年多，因此决定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形式召开，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是一个例外。
成都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马上开始为即将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作准备。毛泽东离开成都，经重庆，下三峡，到武昌召集华东和中南一些省委书记开会，传达成都会议精神，统一思想；刘少奇返回北京主持修改在成都会议上通过的准备提交八大二次会议的政治报告(草案)。
三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和邓小平、陈云一起回到北京。应该说，周恩来从南宁会议以来一直处在痛苦的思想斗争中，他需要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坐下来认真地总结一下这几年来的经济工作，如果错了，究竟错在哪里；认真思考一下南宁会议以来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的批评。但是，回到北京后，繁忙的外事活动，特别是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中出现的问题，占据了他很多时间。一位当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同志回忆说：“现在回想起来，那是周总理最痛苦的一段时间，但是，在工作面前，在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面前，他从来没有表现出来，对工作依然是那么认真，那么投入。”
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经过充分酝酿和准备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五月五日下午三时，大会正式开幕，由毛泽东主持。会议听取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的工作报告和邓小平作的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报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对国内主要矛盾作出这样的分析：“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这就继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之后，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结论。报告强调党的工作重点要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向全党正式提出由毛泽东倡议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号召全党“要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系统地改进国家工作，加强各级党组织的工作，百折不挠地为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践线而斗争。”对这条总路线，中共中央后来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是这样评价的：“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报告中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强调“建设速度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的主张同样是很明确的，即应该采取快些好些的方法，拒绝慢些差些的方法。但是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还保存一些所谓‘右比左好’，‘慢比快好’，小脚走路比大步前进好的陈腐观念”，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报告时，还加了一段：“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一低潮一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一保守一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马鞍形教训了党，教训了群众。”从五月八日开始，陆陆续续进行了十天的大会发言，发言中，“解放思想，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
周恩来和陈云在大会上对“反冒进”问题再一次做了检讨。事前，毛泽东在五月十五日晚间，分别约陈云、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谈话。究竟怎样来做这次检讨，周恩来经历了痛苦的思想斗争。一位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秘书曾说：他们不忍心看周恩来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发闷，找了一间旧房子，放上球桌，让他出来活动活动。他从五月十日起，开始进行认真的准备。当年帮助周恩来整理检讨发言的秘书范若愚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一九五八年，在成都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志对我说，回到北京以后准备一个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要我到总理办公室的宿舍住几天。回到北京后，我就到总理办公室去住，听候周恩来同志给我布置工作。有一天，周恩来同志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做‘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在南宁会议上已经被提出来了。由于我没有随他去过南宁，也不了解那次会议的内容，只是在这次谈话中，我才知道。
“周恩来同志指示我：过去起草文件，是他先谈内容，由我记录下来整理成书面材料。这次发言，不能像过去那样，因为这是自己的检讨发言，不能由别人起草，只能他讲一句，我记一句。只是在文字的连接上，做一点工作。周恩来同志还说，关于他这次‘犯错误’的问题，他已和毛泽东同志当面谈过了，主要原因在于他的思想跟不上毛泽东同志。这说明必须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周恩来同志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
“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打来电话，陈云讲的什么，我只听到一两句(他们使用的电话机有增音装置)，周恩来同志说的话，我当然听清了。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他找不到恰当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我暂时离开他的办公室，让他安静地构思，等他想好一段再叫我来，记录一段。我觉得，这时我如果守候在他的身旁，对他是一种精神上的负担，会妨碍他构思和措辞。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当时已经深夜十二时了，我回到宿舍和衣躺在床上，等候随叫随去。
“在第二天凌晨二时许，邓大姐把我叫去，她说：‘恩来独自坐在办公室发呆，怎么你却睡觉去了?’我把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我的建议的情况讲了以后，邓大姐说：‘走，我带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