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1期
人民大学“三反”记
作者：李 新
贸然“引火烧身”，想赶快闯过关去。结果，面对会场上七嘴八舌的质问，他很快就顶不住了。当一个服务员质问他，一次招待苏联专家时，他把桌上剩下的烟卷、糖果拿走自用，这是什么行为时，他当即手脚抽筋，缩倒在讲台下面。检查因此也就不了了之。
尹达贸然检查的教训，更提醒我们不能轻率动作。这时，教务部下属的体育教研室已经被人揭发说有贪污，正闹得不可开交。革命史教研室又有人开始拿何干之主任的生活问题开刀，校部的两三个女同志甚至鼓动革命史教研室的一些同志开支部扩大会斗争何干之。得知这一消息后，我急忙和教务科长张腾霄及总支副书记兼部秘书胡沙商量。最后，我们一致同意照教务部长李培之常说的办，即党是搞政治的，私人生活问题不应拿到支部大会上去讨论，并决定由张腾霄去“指导”这次支部扩大会，因为张个头大，镇得住。事后听说，那天张一到会场，就发现气氛不对头，有些人好像是准备好了要打人的。于是他不等会议正式开始，就大声喝道：你们不是开支部大会吗?把支部会开成斗争会，这符合党章吗?如果有人想打人，那更是犯法的。谁想打，站出来，咱们先试试!张腾霄这一通．喝斥，算是救了何干之，把会场气氛扭转过来了。
但是，“三反”是建国后在机关内部搞的第一个政治运动，多数同志还没有什么教训，反而嫌煽得不够。为了使运动能够达到“高潮”，范长江又把高教部党组书记钱俊瑞请到校党委扩大会上来做了一次动员报告。而钱更煽动说：人民大学为了修房子等，花了全国高教经费的五分之三。这是多么大的一笔钱呀!可是这些钱大部分都在修建过程中被贪污了。这说明人大是“山深林密，虎情严重”。这里的“老虎”又多又大，同志们要像武松和李逵那样，用劲儿去打，才能把“老虎”统统赶出来，消灭干净。于是，人大的两个“打虎队”都赶快集中到修建处“打虎”去了。
钱俊瑞本来是上海的一位左翼文化人，没有办过高等学校，解放后被安排到高教部做了党组书记。高教部长马叙伦对教育虽然很有经验，但因为他是民主人士，高教部的许多事情都是钱俊瑞说了算。可是，钱高高在上，平时对具体情况并不了解。运动一来，他搞也没搞清，听了个“五分之三”就来动员“打虎”。殊不知这个五分之三并不是他所说的全国几百所大学经费的五分之三，只是高教部直属的北大、北师大、清华和人大这四所大学经费的五分之三。而人民大学所以花费较多，根本上也是因为它是这四所大学中唯一由国家新办的大学，一切从零开始。既没有弄清楚数字，又不区分具体情况，就主观认定花钱多必定贪污多，要求全校师生员工一致动员打“老虎”，结果，凡是管钱的都被目为贪污嫌疑犯。而与私商及金钱打交道最多的行政事务部负责基建的副部长刘一心和修建处从私营建筑公司请来的一位姓白的总工程师，很快就在一片揭发声中成了头号大“老虎”。紧接着，因为买医疗器材和医药用品不得不与私商打交道的校医院院长张敬发，也成了“打虎队”的斗争目标，被隔离审查。后来开了斗争大会，又被戴上手铐送进了北京监狱。只是，经过长期调查，始终找不出张敬发有任何贪污行为，只好又给放了。而张从此恨死了人大，再也不进人大的校门了。
搞运动 后患大无穷
搞运动，一个最大的恶果就是破坏了同志间的信任关系。
人大前身是华北大学，再往前可以追溯到延安的陕北公学。从陕公起，成仿吾就一直做校长，手下有一批文化水平较高的干部。但由于毛泽东、刘少奇认为他政治上不够强，成立人民大学时专门把解放初期成立的“华北革命大学”的实际负责人胡锡奎调来担任党组书记兼第一副校长，胡又从革大调来一批工农出身的老干部。这样，人大的干部队伍就出现了所谓“洋包子”和“土包子”之分，相互之间不大融洽。像鲍建章、张敬发就是成仿吾手下的干部，而刘一心等则是胡锡奎调来的人。本来，成仿吾和胡锡奎对自己手下的这些干部是很了解的，但运动到来之际，他们不仅生怕别人说自己有偏袒之嫌，而且还要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成仿吾明知鲍建章、张敬发不会贪污，但当调查人员向他调查时，他不仅不说一句好话，而且说人是可以发生变化的，好人可以变坏，坏人也可以变好。胡锡奎同样了解刘一心不可能贪污，却打官腔说：刘一心用了白总工程师，并和那么多私商来往，应该严格追查。这当然都是私心在作怪。
胡锡奎和成仿吾两人原来都争着管学校的事情，而当部下被人指为“老虎”之后，相继都撒手不管学校的工作了，大概都是想避嫌吧!但这样一来，学校的工作很快就陷于半瘫痪的状态。根据我们的反映，中央专门要安子文来解决问题。安子文为此要求人大党组开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并要有关部门都派人参加。这回的会开了许多次，时间拖得很长，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有中组部安子文部长、中宣部胡乔木副部长、中直机关党委书记龚子荣参加的一次党组会。这次会主要是由这几位领导同志讲话。安子文和龚子荣先后发了言，对胡、成的批评相当严厉。但最后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胡乔木竟因发言时过分激动而造成胃出血，当场晕倒。乔木当时为什么那么激动，至今我也搞不清楚。但他当时对胡锡奎说：“让人家称呼你‘胡老’、‘胡老’，简直是胡闹!”又对成仿吾说：“‘成妈妈’、‘成妈妈’，你听着好听吗?舒服吗?你害羞不害羞?”这些训斥，我始终记忆犹新。当时他火气很大，“啪”的一拍，茶几上的几个茶碗都被震得滚到了地上。而他也立刻弯下腰，站立不稳了。人们赶紧叫来汽车，把他送进了北京医院。
这次马拉松式的党组扩大会之后，中央就把成仿吾调到长春的东北师范大学去当校长了。成仿吾调走之后，人大的三反运动也在无限凄凉(特别是对原华北大学的干部来说)中结束了。学生们对运动早就没了热情，大家都埋怨耽误了功课。刘一心挨了无数批斗，但始终也没有查出他和白总工程师究竟有什么问题。其他许多被打成“老虎”的人也摆在那里，成了悬案。“打虎队”的威风也没有了，一度神气十足的“打虎队员”在群众中不仅孤立，而且处境尴尬。各单位都因为运动造成人际关系的不和，有的甚至变成了私人间的敌对和仇恨。这样的运动，很难说有什么好的结果。
至今，仍然有些同志写文章说三反运动怎么怎么好，甚至拿现在的情况与当年的情况类比，说是要消除腐败，就得发动三反那样的运动。我真不知道这些同志是不是经历过这样的运动，甚或他们当年就是“打虎”的积极分子或“打虎队长”；否则的话，怎么还会有这样的想法?根除腐败、惩治贪污，无论建国初还是现在都是必要的，但这是靠政治运动能解决的吗?建国以后机关里的政治运动不就是从三反开始的吗?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直到“最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解决了什么问题呢?运动来运动去，一有机会，腐败和贪污还不是四处滋生，难道要世世代代运动下去才能解决问题？！
我之所以把自己亲历的人民大学的三反运动如实写出来，就是希望人们能够全面地了解历史，认真地思考问题，总结出正确的经验。不至于人云亦云，不辨是非。是否有当，唯识者正之。
[编者注：李新的《人民大学“三反”记》原稿较长，本文是根据原稿压缩、整理而成的。已经李新同志审阅，同意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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