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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吴宓》——一本虚构作伪的“纪实”书
作者：陈斯言 季 石
为清华外文系研究生出考题，评试卷，我当时就正在报考研究生，他根本不可能离开昆明去重庆。”
事实是，吴宓不仅1939年没有去重庆，即使在1940、1941年，也没有去过重庆。吴宓这几年的行踪、活动具见于其日记中，斑斑可证。因此，张书所记，吴宓与张紫葛的相识及其后大谈宋词、《红楼梦》等情节，均属虚构。
张紫葛声称，他和吴宓是“兄弟般的朋友”，书中，“兄长”、“紫葛弟”一类称呼屡见不鲜。但据吴宓日记及吴宓1952年所写自传，吴宓对私交友人认可的措辞很严谨，只对陈寅恪、吴芳吉、李思纯、梅光迪、汤用彤、刘永济等和几位早年清华学友称为“知友”，其中并没有张紫葛。张自称与吴宓有38年的亲密关系，实属自我贴金。
所谓吴宓1947年的南京之行
张书第30－33页、143页称：吴宓1947年5至6月间，曾与张紫葛在南京相见谈心，还同乘京沪特别快车去上海，相与6天。对此说，当时与吴先生一起在武汉大学生活的二女儿吴学文和当时在该校外文系就读的孙法理先生都认为与事实不符。吴学文回忆说：“五月接近考期，教学任务很重。加上应付学运，校方天天开会，气氛紧张。父亲忙得死去活来，忧心忡忡，哪有时间和闲情逸致跑到南京去跟人‘谈心’？”她还说：“震惊中外的‘六一’惨案就发生在1947年5月31日夜间，武大被国民党军警包围，三名同学被枪杀，五位教授(金克木、朱君允、缪朗山、梁园东、刘颖)被捕。父亲为营救同事和朋友，第二天清晨由珞珈山(校车中断)步行进城，去武汉行辕向陕西同乡孙蔚如副主任说情，被捕教授很快回到了学校。”
吴宓如何能分身有术，既在南京、上海与张紫葛逍遥，又在武汉应付学运，营救同事呢?
关于杭立武劝请赴台和傅斯年派人绑架
张书第36页和147页记1949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杭立武只身到武汉大学劝吴宓去台湾，“促膝谈心，叙留美同学‘之谊”，还说吴宓1955年修改日记时删掉了这段事。而据当时在武大和吴宓生活在一起的吴学淑回忆，“全无其事”：杭立武1949年3月才就任教育部长，不久就去了台湾。“杭立武比我父亲整整小十岁。我父亲1921年由美回国之时，杭立武还在南京读书，与我父亲没有什么‘留美同学之谊’可叙。”当时在武大哲学系任教、与吴宓时相往还的周辅成先生也回忆说：“杭立武来武大胁迫吴先生去台湾之事绝无可能。”
张书第79－82页记“吴宓的好友”傅斯年派人绑架软禁吴宓，企图胁持吴去台湾，逼得吴诈称上厕所才伺机脱逃，辗转寻求张紫葛保护，云云。对于这些“传奇”，有位了解傅斯年为人的老先生说：“傅为人耿直，爱放大炮，是大学者，手下并无特务，这种逼人就范、绑架等等下流手段不可能出自傅先生。”而且，当时留在大陆的知名学者还很多，未闻傅先生绑架别人；如真有其事，当然也不可能只绑架吴先生一人。
至于博、吴关系，人所共知，傅是《新潮》主将，吴是《学衡》总编，两人在文化立场上是对立的，并非什么“好友”。
据吴宓1951年4月15日日记，1949年秋国民党人从大陆撤退前后，确实有人劝他赴台或赴香港，但不是杭立武和傅斯年，而是张其昀和钱穆。他们也不曾采用绑架手段，吴宓自然也用不着借上厕所“夜半尿遁”。
李源澄家没有收音机，怎能与吴宓一起听中共广播
张书中写了不少他与李源澄先生的深厚友谊并常来常往及在李家聚会、吃饭等情况(第66、75－78页)。但据四五十年代一直和李源澄住在一起的其侄李弘毅(现在西南师大图书馆)和其女李知勉(张书中误为“李志勉”)回忆，对此无印象。笔者特别问到1949年10月中秋节吴、李、张三人在李家聚饮，李源澄还叫李知勉端出“阆中馒头”待客一节，李知勉仍说：“无有此事，没得个印象。”并说她不认识张紫葛。
张书第77页还说，他与李源澄、吴宓在重庆解放前夕的中秋之夜于李家听中共广播，第67页说李源澄1949年逐日收听新华社的广播。但李知勉说，她们家解放前根本就没有收音机。
张书第64页又说，当时李家住在重庆磁器口四川教育学院院内，而李知勉说，她们家解放前住在北温泉山花石花房子，解放后才搬到磁器口川教院。张紫葛连李家的真实住址都不知道，怎么可能是常客?
原在西南局的彭友今说，吴宓会见邓小平没有可能
张书第160－162页记1951年夏，吴宓因听说一位女大学生大义灭亲，捉拿逃亡的地主父亲回乡，被农民在斗争大会上打了屁股，径自找到西南局统战部长程子健，求见邓小平。邓小平亲自记下了该女生的姓名和开那个斗争会的县、乡名，还让程子健招待吴宓便饭并派车送回学校。对此，原全国政协秘书长彭友今说，“这没有可能。”彭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统战部一处(党派处)处长，负责党派和知识分子工作。他说，“解放初期，邓小平事情很忙，在重庆很少跟人单独见过面，一般都由有关部门去接待或处理了。教育方面的人士求见，会交给统战部、文教部去接待。如果是发生在重庆本地的什么问题，到了统战部，总得经过我们的手。当时重庆的大学校长、教授，我大体都熟悉，吴宓这名字很熟，我知道他。如果他找来统战部，程子健不会见他，会要我代为接见。程子健如要见他，也一定会先找我了解情况，提些意见，或要我陪同接见。因为自1940年至1954年，我一直在重庆工作，解放前在南方局、解放后在西南局统战部，交的朋友很广，许多事都知道。”
彭友今说：“解放初期，如无什么特别关系，见不到程子健、邓小平。我从未听说程子健陪同吴宓见过邓小平，这没有可能。”
张紫葛的“友好”罗玉清说他与张“素不相识”
张书第102－107页记张紫葛与女师学院党支部书记罗玉清的友好及与她的一番交谈，并讲了当时全市高校开展暑期学园活动的情况等等，但罗玉清完全否认此类情事。现摘罗玉清给广州出版社负责人的信如下：
我与张紫葛素不相识，更无交往，可是书中却大肆描写我和他如何亲切交谈，说什么我告诉他外语系同学反映要他作系主任，他不同意，我又委托他到老师中征询意见，推荐系主任人选，以及他如何推荐F公为系主任，我又向他仔细询问F公的情况等等，甚至我还向他谈了自己的入党经过……这全是杜撰，真是荒谬绝伦。……另外书中谈到暑假在重庆大学举办暑期学园，调了四名教授作文化咨询，其中有张紫葛，领导还请他向学生作报告，介绍一下厚黑学和阿Q精神。我当时是暑期学园大学部党支部支委，根本就没有张紫葛所说的这些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