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2期
毛泽东的“十五万精兵”计划
作者：青 石
党反共势力。他的逻辑很简单：“天下的鱼本来没有人敢捉的，有人去捉一两条试试看，因为鱼没有反抗，你捉我捉，大家都捉起鱼来，因此天下之鱼可捉也。”换言之，对国民党“没有斗争就没有合作”，“长期合作就需要长期斗争来保证”。
既然国共磨擦的背后是资产阶级的妥协本质在起作用，两党之间真的还有“长期合作”的可能吗?
1939年3月18日，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指责英法等国搞“渔人政策”，第一次公开把原来视为和平力量和联合对象的英法等国列为最危险的敌人。从这个时候开始，共产国际自七大以来实行的国际统一战线政策也明显开始转向。这种情况不能不影响中共中央对形势的判断。
虽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了解到斯大林这一讲话的具体内容的，但是，5月30日共产国际的一份指示电，已促使中共中央开始按照斯大林的新思路来考虑问题；指示电明确认为：目前中国党所面临的最大危险，是国民党妥协投降的可能性，这种情况是英美法在远东极力推行妥协政策，试图造成一种新的慕尼黑协定的必然反映，其中包含着重大阴谋，因为反共很可能是国民党投降的准备。
还在1937年8月洛川会议前后，毛泽东就强调过资产阶级的本性问题，断言“防人之心不可无”。王明回来强调抗日和团结以后，情况发生了某些变化，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在抗日这个大局上，蒋介石与共产党之间不再有根本性区别了。然而，如果蒋介石真的决心抗战到底，又怎么会突然加紧反共了呢?这个问题如今终于得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即反共多半是准备投降的前奏。
6月以后，毛泽东的一系列估计都开始发生变化了。他以前对国际形势的乐观估计改变了，开始大力强调国际国内的妥协投降危险；他对英美等民主国家的估计及对正在发生的战争性质的看法改变了，开始直截了当地谴责帝国主义的反共反苏的阶级本性；他在六中全会提出的“诚心诚意的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的方针改变了，开始强调“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主张要指出国民党的坏处，多加批评，对蒋“不要诚心诚意”，“也不要无条件的拥护”，要准备应付国民党的妥协投降，准备出现“一个混乱局面”。他说，“那时，共产党将成为全国人民的救星，全国人民望共如望岁；那时，中国人民对苏联希望必增加；那时，国际必是一个战争与革命局面。”
毛泽东断言：在蒋介石当政之时，国共关系就不可能根本好转
共产国际的指示使毛泽东看到了即将到来的“战争与革命”局面，看到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共产党成为“全国人民的救星”，人民“望共如望岁”的激动人心的远景。但是，什么时候才可能出现这种局面呢?
1939年8月23日，苏联在对英法等国政府完全失去信任的情况下，与它一向视为“战争贩子”的法西斯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鼓励德国把战争矛头指向英法两国。紧接着，德国入侵波兰，英法被迫对德宣战，新的世界大战爆发了。
战争历来与革命联系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诞生了一个社会主义的苏联，并促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革命浪潮。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呢?列宁关于战争引起革命的观点是几乎所有共产党人都铭记在心的，毛泽东自然也不例外。大战刚一开始，莫斯科就明确肯定这是一场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非正义战争。毛泽东也毫不含糊地声称：应当“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革命的国内战争，建立反帝国主义战争的人民统一战线”，“推翻世界反动营垒，用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战争，打倒战争祸首，推翻资产阶级”。他断言：“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走到尽头了，大变化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世界革命的前景已经隐隐浮现，中国怎么办?
六届六中全会规定的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三民主义共和国的目标，显然已不适宜了。如果说一年之前提出那样的目标，是因为“在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那么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国民党的抗日与否正在成为疑问，就是它的“领导与基干的地位”，也由于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的迅速壮大而正在发生着变化。
根据中共1939年秋对外公开宣传中的说法，它的军事力量仅八路军一部就已经发展到22万人。半年之后，据不公开的统计，它的军队总数已经达到50万之众，相当于国民党军队总数的四分之一还多。而且，这数十万军队主要集中在华北以及华中的部分地区，尤其在华北敌后，国民党军队即使还有少部分存在，事实上也已失去与八路军抗衡的能力。
从1939年秋天起，毛泽东开始公开抨击以国民党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断言国民党及资产阶级在一个时期固然可以参加革命，成为革命的动力之一，但“在另一个时期，就要叛变革命，并转过来压迫革命”，成为革命的敌人。这其实也就是说，毛泽东已经断定，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绝不可能“长期合作，共同建国”了，就是抗日战争的主要领导责任，也将“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既然如此，今后的中国当然不会是“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的三民主义共和国，而只能是“变为世界革命一部分”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与其他小资产阶级”“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当然，笼统地反对资产阶级及其国民党的领导地位，不等于否定统一战线的政策。国共力量的对比毕竟还比较悬殊，再加上还必须面对一个更为强大的民族敌人日本，简单地提出“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难免会重犯内战时期“打倒一切”的“左”倾错误。何况，毛泽东清楚地知道，国民党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无论在抗日问题上，还是在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上，冯玉祥不同于蒋介石，续范亭也不同于鹿钟麟。
因此，毛泽东在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目标的同时，一直在考虑如何从理论上和实际上使这个“资产阶级”能够有所区别，以便在资产阶级这个范畴内的那些并不反共的力量能够继续成为统一战线的对象。最初，毛泽东沿袭以往的说法，提出中国的“资产阶级有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买办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对象”，而民族资产阶级则具有两面性。但按照这种区分的办法，蒋介石及其领导集团算什么呢?显而易见，既不能将其归人应当联合的“民族资产阶级”，而根据实际情况，又不能将其纳入到应当打倒的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买办阶级”之中。
毛泽东自己说，他是在1940年7月以后“才正确认识清楚”如何区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的。事实也确是如此。
1940年3月，毛泽东从现实政策的需要出发，开始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和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毫无疑问，蒋介石集团属于必须“反对和孤立”的“顽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