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2期

周恩来保护老干部的一着棋

作者：汤聿文

北京卫戍区。1973年3月，总理接到卫戍区的报告，得知他身体不好，立即批准送他来阜外治病。一次我在病区内巡视时；轻声对他说：“雷部长，上级很关心你，好好治病吧!”他听了一怔，似乎想问什么，但见我身着军装，又没停步，终未开口。二十几年后，1996年8月22日，我与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组的李海文去看望雷英夫同志。当他知道我就是那个在医院跟他打招呼的军人，又听说是周总理安排他住院的，心情十分激动。他说：“我的处境就是从住院后才开始改善的。我一直在想，批准我住院的只能有两个人：总理和叶帅。今天，你们终于给我证实了。周总理真是人民的好总理呀!”
　　伍修权来阜外住院的情况，已写在他1991年出版的《回忆与怀念》一书中。他写道：“……”我的孩子们了解我的病情后，联名给总理写信，要求及时治疗我的疾病；他们的信，不久就有了反应。1973年春，我被送到阜外医院住院治疗。这家医院在治疗冠心病上很有名。我能到那里治疗心脏病，当然是很满意的。只是住院时仍有值班战士日夜守着。不准与别人接触，连自己的名字都不准使用，临时给我起了一个假名字，我早已把它忘记了。医院方面还是知道我的身份的，他们对我的态度还比较和善，治疗也十分细致认真。”
　　江一真同志是老红军，曾任卫生部和福建省的领导，“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遭到批斗。周总理设法让他住进了阜外医院。在医院里，江老非常乐观，非常坚定，曾对我说：“什么‘永远健康’?呼喊就健康了，不呼喊就不健康?这不是党的光荣传统，也不是党的什么作风，这是形而上学。”他还说：“他们批斗我，给我带了很多帽子，但我平生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情。总理了解我，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坚定不移!”
　　原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林枫，住院时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他是1972年8月11日被专案组送来的。进入病房时，他仍穿着有标号的囚服。专案组人员几次令其脱下，他坚决不肯，说“要留个纪念”。
　　经过医生们反复检查，诊断他的病是肝炎、空洞性肺结核和下肢浮肿。由于入院前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营养又严重不足，他的病情还在加重。但是，专案组的人员还不断来病房纠缠，要他“交待问题”。林老总是严词拒绝：“我的问题早就说清楚了。党中央也都知道!”
　　有一次，专案组的人在病房里跟林老争执起来。我听到后赶紧跑到现场，把专案组一个姓区的负责人叫到一边，严肃地说：“我们医院病人多，又几乎全是患高血压、心脏病的，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你们不能妨碍病人休息和医生工作，要遵守院规。”
　　那人还不买账，说：“我们是奉上级指示来审查林枫的!”
　　我针锋相对地说：“我们为林枫治病，是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他必须好好休息。要审查，那是院外的事。院里由我负责。”
　　他见我口气严厉，又身着军装，才不再强辩，涨红着脸，带着其他人走了。
　　1996年8月24日，我去探望林枫的夫人郭明秋。这位1935年投身革命，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八旬老人，因脑中风，身体很不好，可是一见到我，就激动地拉住我的手，颤抖着说：“阜外医院执行了总理的指示，保护和照顾了大批老干部，有功呀!我们全家都很感激你们。”
　　那三年我主持这项工作，深感责任重大，丝毫不敢松懈。为了及时接受总理交待的任务，保护老同志的安全，我一直住在办公室里，也几乎不参加任何娱乐活动。必须外出开会、办事时，也要把地址和电话留给总值班室，常年处于“战备”状态中。
　　由于长期紧张，我的体力逐渐下降，有时心发闷、心绞痛，医生让我也住院休养治疗，可是想到总理赋予的任务，我一直坚守岗位，犯病时吃几粒药就是了。
　　这段时期，中央领导同志曾多次对我们的工作给予肯定和赞扬。1973年3月4日夜11时，李先念同志来院检查身体，我们向他汇报了院里的情况。他做了一些具体指示，最后说：“你们这儿很安静，说明这里没有派性。你们工作做得好，我们就很放心。”
　　1972年秋，阜外医院新的一届党委诞生。我根据中央文件中关于“党委建立后，军管即可撤销”的规定，多次提出回部队的要求。但直到1974年2月上旬，上级才正式批准我归队。谢华同志在通知我时还再三叮嘱说，离院之前一定要将总理交给的任务移交好，还要严格保密。我在办妥了一切移交后，终于离开了这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的阜外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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