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5期
跟随田家英调查“包产到户”
作者：丁伟志
很透；而我则是1958至1959年间曾在无为下放过，并且正是由于反映无为实际情况而在“反右倾”中受到了重点批判，所以对了解无为的真实情况也许较为方便。
我们三人遵命行事，6月初经武汉到达无为。无为县委安排我们到生产条件最好、“五风”破坏又最重的东乡圩区作了一周左右的调查。当地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对我们无保留地倾诉了“大跃进”中的悲惨遭遇，也无顾忌地畅谈了实行“包产到户”后取得的迅速恢复生产的奇效。在无为的调查，实在是件很容易的事，只要你不昧着良心，到农民村舍中转上三两天，就一切都明白了。三四姓男女老少合组的新家庭，只剩下墙基的小村落的废墟，处处可见，这无疑使得连“非正常死亡”的统计都显得多余。至于当前的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的农村，则呈现出一派令人无比振奋的兴旺景象：男女老少起早贪黑的生产积极性，鸡鸭成群、鱼虾满塘、食足民安的情景，说明这里正在恢复着向来是长江“粮仓”之一的地位。
干部和社员们反复向我们诉说，“包产到户”对恢复生产作用极其显著，千万不可仓促行事一律禁止。当时无为县委正在奉命做一些纠正“包产到户”的工作，但是他们根据以李葆华为首的安徽省委的意见，采取的步骤非常稳健。无为县委只是在少数几个集体生产很有基础的大队，做了“纠正”的试点。我们去看过纠正“包产到户”的试点大队，生产生活虽然也还过得去，但是生产的积极性确实要比那些没有纠正的差些。
在无为调查结束后，承地委安排，我们在芜湖铁山住了两天，把调查的情况议论一番。三个人的意见完全一致。起草调查报告的事，又落到我的头上；推也推不掉，因为我能听懂无为的方言，记录得最多。回到北京，我起草好报告，送交裴润，由他转报了田家英。7月，田家英把这份《关于包产到户问题的调查》刊登在中央办公厅的《简讯》上。后来在“文革”高潮中，这份报告不但成了田家英的一条罪状，更成了我“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新农村”、“疯狂鼓吹复辟资本主义”的铁证。其实，当时我们还是有意地对农村遭受破坏的情况尽可能写得概略一些，避开对一些具体的悲惨情节的描绘，以免过于刺激视听。但是，报告毕竟尖锐地指出，“一九五九、一九六○两年农村经济受到了毁灭性的摧残”。无为这个素来的鱼米之乡，一度竟然变成了“荒凉凄惨的重灾区”。“群众把这几年的大破坏，叫做一场大劫。”“集体生产已经根本无法维持”，“只好允许社员自求生路”。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无为才不得不实行了“责任田”的办法(即“包产到户”)。报告说明，就无为实际状况看，实行“包产到户”，“确实发挥了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对恢复生产效果显著”。报告指出，在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也产生了一些新问题，如对大农具的管理和使用、对集体经济的保护和发展，有些消极影响；对于将来农业的大发展，也会有局限性，可能会出现不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困难，等等。但是，就当前恢复农村经济的需要看，实行“包产到户”还是“利大于弊”。而纠正“包产到户”的做法，是违背群众意愿的，群众情绪有抵触，效果不很好。所以，我们认为，作为“权宜之计”，“包产到户”在“重灾区”仍宜施行。
这样一份远比湖南调查报告措词尖锐、态度明朗的报告，田家英居然敢照登在中央办公厅的内部刊物上，送到中央领导面前，这当然表明这时他对于“包产到户”问题的肯定态度，是更加明朗了。
据逄先知回忆，田家英到上海后，就把我们在韶山、大坪和碳子冲三个点的调查报告，送给了正在上海的毛泽东和陈云，并把碳子冲的报告寄给了在北京的刘少奇。他们对此的反应，立即表现出显著的不同。陈云称赞了报告，说写得“观点鲜明”；刘少奇认真看了碳子冲的报告，认为很好。毛泽东对此却很冷淡，稍后听了田家英的口头报告后，当即明确表态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但是，田家英并未就此止步，他试图为广大农民的利益，再力争中央的支持。他回到北京后，关于在农村实行多种所洧制(集体所有、半集体所有、包产到户、分用单干，等等)以恢复农业生产的设想，得到了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有力支持，并获准按照这样的思想，在湖南调查的基础上，着手起草《恢复农村经济的十大政策》的文件。(逄先知的回忆，见《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书，下边引用的有关材料也都出自该书。)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田家英布置政研室组织两个调查组，分别去对“包产到户”呼声最低的东北和山西，查看对此事反响如何。柴沫向我们传达说，据田家英透露的信息，看来中央已经原则上定下来要在部分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现在的问题只是考虑波及面的大小，所以要我们再去两地做一番调查。高禹带队去山西，王忍之、张作耀和我跟随柴沫去东北三省(到长春后又增加了王广字)。这趟任务，看来是十万火急的，我们立即启程，直奔哈尔滨。打算由北而南，依次在东北三省做调查。
这次到东北调查，任务比前两次更明确了。如果说去安徽调查，是要回答实行了“包产到户”的地区要不要纠正的问题；那么这次去东北调查，则是要回答没有实行“包产到户”的地区要不要实行的问题。在黑龙江，和省委有关部门进行了座谈，又到呼兰、五常两个县做了调查，结果除在五常发现有一个大队偷偷地实行了“包产到组”，也对部分农户实行了“包产到户”，生产搞得还不错之外，农村中还没有形成实行“包产到户”的普遍要求。农民比较普遍的是要求实行“包产到组”，或者干脆恢复过去的“互助组”。干部和群众解释说，之所以这样要求，是由于东北地广人稀，必须靠马拉农具才能耕作；现今农户没有自备马匹和马拉农具的力量，所以农活无法由一户单干，只能三五户联合成互助组才行。我们调查组觉得这种“包产到组”的设想，是在黑龙江的一大发现。并且觉得这正好说明了，生产力状况决定着生产的规模，从而也决定着什么样的生产体制才是适宜的。柴沫督促我们每到一地，每有所闻所见，都立即连夜写出报告，即发北京，报田家英。在黑龙江前后大约做了十来天调查，报告送出却有六七份之多。
半途而废的东北调查
据逄先知回忆，正是我们在东北做上述调查的时候，田家英在北京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后不修改《六十条》，而是去搞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并决定由陈伯达负责为中央起草“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文件。接着，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稍后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更进一步严厉批评了“包产到户”的主张，大讲阶级斗争为纲，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在会上，毛泽东没有指名批评刘、邓、陈等中央领导人，但是严厉批评了田家英主张“包产到户”的意见和活动，并且说“田家英把持政研室”。自此，田家英也就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
我们远在黑龙江农村，未能及时了解到北京的信息，只是在临离开哈尔滨时，恍惚觉察省里的干部们在“包产到组”问题上，突然变得态度暧昧、吞吞吐吐起来，甚为不解。是到了长春后，柴沫才接到田家英的电话，要我们立即结束调查，返回北京。接着，又从吉林省委了解到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从柴沫到我们，都感到突如其来，不明白“中央精神”何以突然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我在笔记本上，还不自禁地写上了“风云突变”四个大字。这到“文革”中被抄出发现后，也居然被当成了一个审问、追究的突破点。
我们在东北的调查，半途而废，只得仓促收兵。田家英由于得到刘少奇的说情，也由于毛泽东还需要他帮助做些事，所以还留在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位置上。可是作为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副主任，他却再也不到政研室视事了。可能是由于国民经济这时尚未真正好转，还顾不得“再来一次”反右倾，所以，我们在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暂时都还平安。除了柴沫做过一次“自我检查”外，我们这些一般干部都是在小组会上谈谈学习体会，也就过了关。农村的实际问题没解决，我们的认识问题也没解决，可是既然没有挨整，并且看到那几年国家的经济情况逐渐有所好转，于是也就庸人自“安”了。谁也没料到，四年之后，从田家英到柴沫，连同我们这些他们的追随者，会因此(当然还有其他的“罪行”)被一齐投入到灭顶的灾难中。当然人们更没有料想到，在风暴过后，这桩永远也不许翻的案，居然翻了过来；岂止翻过来，而且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事，事实上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全面改革与全面振兴的突破口。一着下去，全盘皆活!
民心何向?国情何状?这么显著的大问题，在中国认识起来怎么会这等艰难周折，怎么要付出那么大的沉重代价呢?才华横溢、识见过人的田家英，质朴执着、忠诚宽厚的柴沫，他们甘冒风险为民请命的奋斗经·历，他们宁折不屈的悲剧人生，难道还不该唤起更多人去体贴去关怀民间疾苦的自觉与良知吗?
1998年6月于北京西郊皂君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