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5期
“吴忠有忠”
作者：李 英 维 赛
处置。13日凌晨，北京附近各机场奉命封闭。吴忠命令进驻机场的戒严部队：真枪实弹对准跑道并设置障碍物，如有飞机强行起飞，立即开枪开炮；将所有飞机上的油料全部抽出来，加派岗哨看好油库。由于考虑严密，部署周到，确保万无一失，周总理听汇报后十分满意。13日当天，林彪一伙在北京的五处秘密据点被查封。吴忠到每个点上指导执行任务的卫戍区干部细致检查，查获了许多重要罪证。为了加强北京地区战备力量，中央命令隶属关系不同的十个师由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遇到这样严重复杂的局面，指挥多达十个师的部队，准备对付可能内外勾结来颠覆我社会主义祖国的敌人，这对吴忠来说，是带兵以来第一次。但他临危受命，义无反顾，沉着果断，指挥若定。吴忠率先提出了南口、首都机场、保定以北等重点防御地区和防空降、防机降、防机械化集群突袭等作战方式。这一备战方案报中央批准后，吴忠主持各师主官以上干部参加的作战会议，作了传达布置。
从沙河机场起飞的直升飞机迫降在怀柔县境内，被卫戍区派出的搜寻部队和当地民兵包围。吴忠接到从现场打来的电话后，遵照周总理在人大会堂当面交待的“严密搜寻，人机并获，将情况直接报告中央”的应急措施，向现场指挥干部下令：“严密封锁机降地域，保护好现场，将俘获人员和机上物品立即押送卫戍区，要保证路上绝对安全。”部队搜获的机上物品，经吴忠等亲自动手清点后，迅即上报毛主席和周总理。劫持直升飞机外逃的林彪死党周宇驰畏罪自杀，自杀前撕毁了一些信件。在现场找到的零星碎片一点一点拼起来看，有林彪亲笔反革命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传达的命令办”和林彪集团“小舰队”人员名单等重要罪证。其中一封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胜”字只剩“生”旁，缺“月”旁。吴忠知道事关重大，指示某团团长张前进“务必找到”。张团长带一个班到现场又找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在小雨后泥泞的地上找到了这片比小指盖还小的碎纸。此前，周总理在人大会堂曾将这封信给黄永胜看，希望他能悔悟。黄永胜和吴法宪都假装糊涂，说没听说过空军有叫“黄永生”的人。后来找到“月”旁，周总理又一次给黄永胜看，黄即瘫坐在沙发上。被捉获的林彪死党李伟信是直升飞机上重要的活口，吴忠连夜对李进行审讯，李供出“五七一工程纪要”。这都对彻底粉碎林彪反党集团起了重要作用。
在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吴忠同样是党中央运筹的“大棋局”中一颗举足轻重的“棋子”。逮捕王、张、江、姚及其余党并对他们隔离审查、严加看管，控制通讯社、报社和广播电台、电视台等被“四人帮”把持的新闻媒体，护卫党中央和其他党政枢纽部位，稳定首都局势和社会秩序，许多环环相扣的重大举措，都需要动用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部队。在当时极为复杂紧急的情势下，担负如此重任的部队必须绝对可靠，坚决听从中央的调动和指挥，行动中不出任何纰漏和闪失。要做到这个程度，关键在于主官。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对包括吴忠在内的京畿地区掌兵人慎重衡量并寄予厚望。华国锋找吴忠谈话，吴对华保证卫戍区绝对可靠。当时叶帅被迫“半靠边”，在西山养病。吴忠到西山检查警卫工作时，叶帅主动与他接触，言谈中格外注意吴忠对“四人帮”的态度。国庆节前夕，叶帅又特意叫苏振华约吴忠到密云水库“玩玩”。苏振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任纵队政委时，吴忠任旅长，是吴忠的老领导，“文革”中挨整“靠边”。吴忠调京后，不避嫌疑，常去看望，两人无话不谈。这次见面时，吴忠对苏振华说：“请您转告叶帅，卫戍部队绝对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挥。”叶帅找老同志运筹中还有一点不放心：张春桥有个在报社工作的弟弟常去京郊某坦克部队活动，万一该部有人被蛊惑，坦克进城怎么办?研究这个问题时，吴忠回答：“这个部队大门口就驻有警卫师的坦克团。卫戍区的坦克比他们只多不少，加上反坦克火炮，足以保证首都的绝对安全。”不久，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电话通知吴忠到他的住处，当面交代遵照中央安排，动用卫戍部队参与解决“四人帮”的行动。吴忠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早已愤懑在胸，他当即明确表态，更使中央坚定了早日解决“四人帮”的决心。
坚决抵制林彪、江青一伙的驱使利用
毋庸置疑，中国人民解放军言忠尽忠，只能是忠于党，忠于祖国和人民。在这个意义上的“有忠”，集中体现在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吴忠过去带兵打仗，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而在“史无前例”的动乱岁月，面临的情况与战争年代有很大的不同。“文化大革命”发动者的失误为奸佞所乘，林彪、江青之流窃据中枢要职，把持了党和国家乃至军队的相当一部分权力。在这样的非常时期，首都卫戍部队要做到不被野心家、阴谋家驱使利用，这对于卫戍区司令吴忠将军来说，无疑是空前严峻的考验。
吴忠一向以“不混官作，不混饭吃”自律自勉，做事说话皆出自公心，从不为私曲意逢迎，苟合谬误。林彪、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搞阴谋，鼓吹“天才论”，指使党羽四处串联，拉人人伙为他们张目。北京组的聂元梓找到了吴忠，蛊惑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吴忠当即表示不愿同她谈论这样的问题，把她顶了回去，随即按组织系统将此情况报知中央。周总理针对这一严重动向，把“吴忠发现聂元梓搞串联活动”的一封信批转政治局传阅，并指示对聂元梓组织批判。1974年，已任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的王洪文要北京派人去学习上海的民兵工作。回来汇报时，吴忠认为上海的民兵工作北京不能学。他指出了三点：第一，上海的民兵是在“文革”中组成的，是一派群众组织的民兵，而北京还是原来的民兵组织。第二，上海的民兵权力很大，可以抓人，可以办案，北京不能那样办，不能取代公安机关。第三，上海的民兵与武装部是一个牌子、一个班子、一个党委，叫“三位一体”，等于取消省军区、军分区、武装部，这涉及体制问题，北京无权决定。吴忠拒绝在介绍上海民兵工作“新鲜经验”的会上讲话，也不同意下发会议纪要。“四人帮”插手军权、把民兵变成听命于他们的“第二武装”的阴谋，在吴忠这里碰了一个硬钉子。
《共和国演义》写道：逮捕“四人帮”前夕，“江青连请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和几个师长吃饭，吴忠按照江青的命令，调动部队前往人民大会堂、中南海一带布防。”这个虚构的情节更无任何“可靠的史料作依托”，也不符合吴忠及其属下师长们的“身份”和“思想”。吴忠历来看不惯江青的恶劣表演，对她避之犹恐不及。天安门事件后，吴忠为回避执行“挖后台”的指示，以有病为名要到颐和园疗养，看房过程中听说园内有江青的两处住所，立刻上车返回城里。途中对秘书说：“咱们到北戴河去，离这婆娘远远的!”更早些时候，在1971年和1972年的整风汇报会华北组会议上，江青两次伸着手对吴忠说“你欠了我的账”。吴忠知道，1968年初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同志被整时，江青诬陷傅崇碧冲中南海，用皮包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