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1期
毛泽东的“铁托”梦
作者：青 石
和阶级立场的俄国人建立真正的友谊，反而与意识形态不同、阶级立场肯定也不同的美国人推心置腹，这有点儿让人匪夷所思。于是，有人怀疑，毛泽东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本质上只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的确，任何人要是像毛泽东这样在美国人与俄国人之间厚此薄彼，都不可避免地会被人视为具有某种亲美倾向。但是，这似乎不能成为一个完全合理的解释。
首先，我们有必要注意到毛泽东同这些美国人建立友好关系的时间。不论是斯诺、史沫特莱，还是斯特朗、谢伟思，毛泽东同他们的交往，都是在抗日战争前后那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而那正是中国共产党需要广泛宣传和介绍自己，最重视和强调国内国际统一战线的时期。换了另外任何一个时期，毛泽东是否能够同这些美国人推心置腹，都是大可怀疑的。曾经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生活过的中国人都会记得，那时候，不要说有一个美国朋友，就是自己的家庭成员中有一点“海外关系”，几乎都是罪过。同样的情况，在阶级斗争盛行的苏维埃时代，也就是在“工农苏维埃共和国”三番五次地“查阶级”，并且把一切中间势力视为最危险敌人的三十年代前半期，即使毛泽东还是中央政府主席，他要想像后来那样接待斯诺，并同这位美国人建立私人之间的友谊，恐怕也难以想象。
其次，毛泽东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看人、看事的，他比较容易与斯诺这些美国人交往，很大程度上与他的个性有关，但这并不违反他的阶级理念。也就是说，他亲近普通的美国人，并不等于他喜欢资本主义的、甚至是帝国主义的美国。正像他晚年常常提到的“寄希望于美国人民”一样，那是把美国政府排除在外的。
可以证明毛泽东在某些美国人和俄国人之间的厚此薄彼丝毫不影响他亲苏反美态度的一个典型事例，是他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一系列言论。
从1936年起，毛泽东就是公开主张美、苏、中联合反对日本的。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即斯大林断定其为帝国主义战争之后，毛泽东的态度也随之改变。本来，法西斯德、意、日早已结成军事同盟，处在日本人侵之下的中国理应与对德、意宣战的英、法等国相互联合，而毛泽东当时却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刚刚实行不过两三年的、联合美英等国反对日本的国际统一战线方针，也公开宣布说交战双方都是帝国主义战争集团，并且断言：“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走到尽头了，大变化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今后世界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推翻世界反动营垒，用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战争，打倒战争祸首，推翻资产阶级”。(见毛泽东《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提纲》，解放社1939年版)他对美国的态度自然也根本改变，再不提美、苏、中联合的问题了，甚至就在同斯诺的谈话中，他也毫不掩饰地把美国称为帝国主义。(见《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毛泽东这时之不信任甚至敌视美国，突出地表现在1940年10月25日的一封电报当中。他通过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分析，深知美国有能力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强国，因而对美国的威胁表现得格外担心。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他这时甚至已经预见到了五年后的情景。他认为，即使蒋介石国民党放弃抵抗，投降日本，也不如美国参战，打败日本更可怕。他在电报中写道：“最黑暗的情况还是日本对新加坡久攻不下，美海军控制新加坡，德攻英伦不下，中国英美派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的危险就加大了，大多数中间派跟蒋介石跑的危险也更大了。还须假定这种情况，即美国海军集中力量，打败日本海军，日本投降美国，日本陆军退出中国，美国把中国英美派从财政上军事上武装起来，中国由日本殖民地变为美国殖民地，国共合作变为大规模内战，最黑暗莫过如此。”(《毛泽东关于国内国际形势的估计和对策的指示》，见《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二战爆发后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自然对毛泽东的形势估计有所影响。但他把美国的威胁看得如此严重，却与莫斯科没有直接的关系，甚至苏联大使也不赞同这样的说法。影响毛泽东对形势判断的关键因素是他的阶级观和革命观。他这时讲得很明白：“这个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都是我们的敌人。”他尤其担心美国会帮助蒋介石，那样共产党的胜利就可能遥遥无期。因此，他明确强调说：对中国共产党以及对中国人民来说，“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毛泽东后来的那个“一边倒”政策，实际上在这个时候就已经阐明了。他宣称：“处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汉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
美国不再是帝国主义?
毛泽东重新回到“纵横捭阉”的策略上来，大约在1940年底。当时他一面强调不要忘记“苏联和资本主义各国的区别”，一面提出了对帝国主义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方针。而到了1941年6月，苏德战争突然爆发，国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毛泽东又不能不跟着进一步修正他的看法。
新形势带来的最大难题，就是让几乎所有国家的共产党都面临着不知如何用传统的阶级斗争观点来解释国际政治变化问题。一直标榜置身于帝国主义战争之外的社会主义苏联竟然被拖下了水，继续按照要么是“帝国主义战线”、要么是“反帝国主义战线”这一简单的阶级斗争模式来划分世界，显然已行不通了。就是以前所谓“两大帝国主义战争集团”的说法，也不能成立了。因为苏联已经成为战争之一方，并且很快就与美、英这些“帝国主义”结为盟国了。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宣布：“今天战争的本质已经是一方革命、正义，他方反革命、非正义；一方保卫自由、保卫人类，他方绞杀自由、奴役人类的你死我活的决斗。”但对于习惯了用阶级斗争观念来解释世界的共产党人来说，简单地用“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或是否资产阶级，凡属反法西斯德意日援助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好的、有益的、正义的”这种说法来解释正在发生的一切，无论如何不合乎列宁主义理论思维的要求。(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凡是反对德意日法西斯者均应联合的指示》，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卷)
1940年，毛泽东刚刚根据斯大林的观点，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构想。新民主主义论的一个基本依据，就是确信，由于俄国的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苏联的出现，世界已经划分成帝国主义战线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进入到“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 一盛的时代”。这一观点的成立，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列强与苏联之间对立关系的基础上的。而美、英与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