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1期
一场大有来头的小型武斗
作者：王年一
搞垮肖华，那就不对了。他们挥动这个棒子真的‘打了一大片，保了一小撮’。”“叶群十分得意。她经常在工作人员面前洋洋得意地吹嘘说：解决军队内部这么大的乱局，首长(指林彪)没讲一句话，只看了一场戏，就把那个‘冲派’压垮了。”这是几种有代表性的说法。我以为这些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还没有真正击中问题的症结。
事件发生以后，“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称雄于首都(连当时红得发紫的聂元梓也不得不奔走于它的门下；“红联总”的头头竟能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群众大会，这更为历史所仅见)，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更是飞黄腾达。这自然都与林彪、叶群有关，他们确实是制造了、利用了这一事件。但更深入一步地看，整个“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司令部”也正是需要这样一个事件。
感谢张云生在《毛家湾纪实》中提供了前引的珍贵历史线索。如今，毛泽东已经仙逝，徐业夫也已辞世，叶群则已葬身荒漠，我们也许永远不可能知道当时的全部情况了。但是，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断，徐业夫1967年4月间赴毛家湾，是奉命向叶群面授机宜的。徐业夫平时极少外出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如果只是为了向叶群说一句“主席说，让叶群找她们谈谈”，原本是没有必要来到毛家湾的，电话上就完全可以讲清楚。一定要到毛家湾面谈，无疑有其重要性和机密性。找的又是癖爱惹是生非的叶群而非林彪，这更有特异之处。
周恩来的指示是合乎毛泽东本来的意图的。直到1967年9月，“无产阶级司令部”还规定群众组织只有实现了大联合，其领导人才能参加人大会堂的国庆宴会。林彪、叶群本来没有任何必要同周恩来唱对台戏，除非得到最高方面的授意。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1967年5月，矛盾不是减少而是大为增加了，不是缓和而是大为激化了。党内上层反对“文化大革命”者越来越多，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全国各地两大派的矛盾和争斗普遍加剧。这些矛盾和争斗，从根本上说，本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本是号召全面夺权和划定“左派”与“非左派”的产物；既然出现了这种情况，就严重妨碍了“大联合夺权”这个战略目标的实现。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对此关乎全局的情况绝不会掉以轻心。军队的动向无疑是毛泽东更为关注的，他绝不会对大军区“支左”大都是所谓“支错了”无动于衷，他也会知道既然“支错了”就很难转轨。毛泽东也许会因此忧虑失去对军队的控制。局势如此严峻，毛泽东就在1967年4月间定下了一个秘而不宣的方针：通过北京军区的稳定，以稳定全军；通过军队的稳定，以稳定全国。其中心一环是重用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使之形成相当强大的力量，借助他们来控制全军。这一切，都是符合“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利益的。
这个方针，又是在坚持“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前提下制止混乱的方针。既要坚持错误，彼时彼地就没有更好的选择。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此后纵横捭阉，以严厉的甚至残酷的手段消灭了反对过他们的“冲派”(即使没有参加冲击演出的“冲派”组织也毫无例外地被消灭)，北京军内成了“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中央文革小组的办事机构，几乎全部换成了“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和拥护他们的人。后来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论“功”行“赏”。
事实说明，这个方针后来大体上得到了实现。虽然步履艰难，全军还是逐步走向了稳定，全国也逐步走向稳定，这才开成了“九大”。但是，既借重了与江青一伙既有一致又有分歧的林彪一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新的矛盾，酿成了后来的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