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2期
八届十中全会后的陶铸
作者：马恩成
看来这也有些“左”，批过了头。这次小“四清”从中耕到夏收，三个月时间就收了兵。
这次小“四清”，陶铸向党中央、毛主席作了题为《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生产密切结合问题》的专题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本身要求密切结合生产，搞好生产……，每一段运；动的部署，都必须同时研究与部署生产，每一段运动的小结，也必须同时总结抓好生产的经验……工作组每隔若干天要专门检查与讨论一次生产，发现并立即解决：问题……运动的结果必须是生产增加，分配收入增加，社员生活改善，否则就是运动没有搞好，或者叫失败。”陶铸在社教运动中这，样突出发展生产、增加分配的问题，说成是运动成败的重要标志，看来并不完全符合当时上面的要求。
在1963年9月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指出，各地社教运动进展缓慢，缺乏声势，主要是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领导没有真正深。人下去。毛主席还指出，“农村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这是一种“和平演变”，要注意“反修防修”的问题。会议的一条重要决定是请刘少奇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亲自督战；还提出要制定一份推动社教的政策性文件(即第二个《十条》)。这次会议以后，一些地方纷纷检讨对阶级斗争、社教运动的认识不足，作风不深人，有的甚至检查“思想右倾”。陶铸在广州市的一次会议上，也承认“前一段运动搞得不深不透，有的走了过场，自己去年在炭步公社的点也是低标准的”。
刘少奇于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派王光美到河北省抚宁县桃园大队蹲点，自己也经常过问并给以指导。这时不断传来对社教运动的一些新提法，如“农村出现了反革命两面派政权”，“要采取土改时期秘密的扎根串连的做法”，“要集中上千人上万人到一个县搞大兵团作战”等。王光美在1964年7、8月份先后到山东、上海、广州等地巡回介绍《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简称“桃园经验”)。中共中央于9月1日向全国肯定和批转了这份经验总结。
在这种对阶级斗争的形势越看越严重，社教运动的温度越来越升高的全国大气候下，陶铸便决心全力以赴，从各级机关抽调了几百人，集中到花县花山公社打“四清”运动的歼灭战。他一方面隐姓埋名、秘密扎根于新和大队向东生产队；一方面在附近创办并实际主持《中南社教运动简报》，以推动面上的运动。直到1964年12月底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陶铸才从点上离开。
中央召开的这次会议上，毛主席和刘少奇对社教运动的性质和方法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会议制定的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一开始只有17条，散会后毛主席认为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又把已经回到各省的与会成员紧急召回，重新开会讨论、统一认识，对文件重新修改。陶铸参加了对文件的修改，写进了他一贯主张的：运动要自始至终抓生产，要注意抓好当年分配等。这份文件修改补充后简称《23条》，于1965年1月14日正式下发。
我虽然随陶铸参加了这次会议，知道一些情况，但对高层的矛盾和文件的新提法还弄不清楚，不知道“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何所指?其实际意义是什么?当薛光军从新和大队打电话问会议有什么新精神时，我因说不清楚、也不好说，只按文件的后一部分内容，告诉他对基层干部要一分为二，经济退赔可以减缓免，要尽早解放一批干部等。后来才知道，在陶铸的掌握下，新和大队原来集中批斗的干部就不多。《23条》文件精神一下达，就把这些干部全都解放了。
陶铸参加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后，接着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从北京回来后，他再未回向东队蹲点，而是跑了许多地方，指导面上的各项工作。如1965年3月份，陶铸以20多天时间连续跑了粤北、湘南、桂西的许多边远县、社，一路上关注的仍是改变生产面貌、提高群众收入等问题。随行的王琢、杜导正等根据陶一路上讲的思想观点，分别写出《当革命的闯将，还是当无所作为的庸人》、《大力发展多种经营》等文章，以中南局调查组的名义在中南五省报纸上发表。
1965年5月下旬，陶铸在花县新和大队“四清”即将结束时，最后一次来到大队，先后和党支部、共青团员、基干民兵座谈，中心议题是：“大家团结起来，坚决搞好集体生产，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陶铸号召共青团员和基干民兵要做好“三个带头”，即带头维护集体利益、带头劳动、带头推广先进科学技术，“成为社会主义先进农村的突击队”。
1965年秋天，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各大区主要负责人都要下乡向农民直接宜讲修改后的“双十条”，陶铸到清远县洲心公社百嘉大队向干部群众连续宣讲了五天。由于连续讲话，过度疲劳，导致尿血、发烧。他坚持讲完后才返回广州，经检查怀疑为前列腺癌。周总理知道后，让中央保健局组织了十位专家来穗会诊。最后排除了怀疑，但认为陶身体过于虚弱，需要疗养一段时间，于是从10月份起去从化温泉疗养。
陶铸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在从化又先后做了两件事。一件是组织几位秀才帮他写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共分六个专题，均由他逐章口述，大家分头记录整理。参加的有中南局的姚锡华、王琢、张汉青、我，以及从中南地区邀来的两位研究人员。经他审阅后，由王匡作文字修改。第二件事是把《羊城晚报》的丁希凌、杜导正、杨奇等全部编委找来开了几天会，逐个版面研究如何提高质量，增强思想性、政策性、知识性、趣味性等问题。此次疗养于1966年春节前结束。返回广州前陶铸找我谈了一次话，先对我鼓励一番，然后通知我调到中南局理论工作指导小组当办公室副主任。于是，在“文革”开始以前，我结束了为期三年半的秘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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