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2期
大私无公的特权人物
作者：杨银禄
表示对毛主席有感情，每年的这一天，她要在钓鱼台独自吃一次长寿面。党的九大以后，她当上了政治局委员，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这一天她就把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共10人)叫到一起，吃一顿长寿面。
说实在的，我们谁也不愿意和她一起吃饭，因为和她一起吃饭，不是享受，而是受罪。一是特别拘束，在饭桌上，除了江青讲几句祝毛主席健康长寿之类的话以外，鸦雀无声，其他人没有敢讲话的。大家吃饭时，只用筷子慢慢地把面条往嘴里送，不敢用嘴吸，怕弄出声音来。二是吃不饱，请吃了饭还挨饿。她那种小气劲真使人受不了。她亲自给厨师交代：每人只能吃一小碗面条，一桌两三个小菜，她说“做多了浪费”。
前面已经说过，江青吃东西很挑剔。每次吃完饭，她就叫厨师把去掉的鱼头鱼尾和鸡蛋黄、鸡杂之类送回供应站卖掉。有人送给她的食品，她吃不完的也都要叫厨师卖掉，还经常查问卖了多少钱。
江青摄影用的胶卷，都是向新华社要的进口货。拍摄以后，把底片送新华社冲洗、制小样，退回江青挑选，然后，把选出的小样、底片再送给新华社放大成16英寸的彩色照片。从50年代到70年代，光是底片、小样就保存了四大箱子。胶卷、冲洗、印制小样、放大照片，江青一分钱未付。党的九大以后，不知为什么，非要叫新华社给她算算账，看看一共需要多少钱。新华社只算了成本费，共计3000多元。江青是付了，可是，她心疼得几天不高兴，想方设法要把钱捞回来。先是通知新华社发表她的摄影作品，索要稿费，捞回了一些钱。又向毛主席诉苦，要了1000元人民币，才算恢复了心理上的平衡。
玩牌打球只许她赢
江青每天把大部分时间用在玩狗、耍猴、骑马、摄影、游泳、打扑克、打乒乓球、看电影、学开汽车上。
江青是个扑克迷，走到哪里打到哪里。在住地打，在外地打，在外出途中的火车上、飞机上更要打。
和她一起打扑克时，你必须轻轻地拿起，轻轻地放下，还不准说话，而且只许她赢，不许别人赢。我不愿意受那个洋罪，总是尽量想法子躲开。
有一次，在去广州的飞机上，江青想打扑克。当时人手不够，江青叫我凑个数，我说我不会打扑克，她就生气了：“你今天要搞清楚，是你服从我，还是我服从你?!你那么聪明，不会打扑克，我根本不相信，你是故意扫我的兴。”当时我觉得在玩儿的问题上与她翻了脸没意思，弄不好惹出麻烦更划不来，只好改口说：“我不会别的花样，只是稍会一点打百分。”江青说：“只要你陪我消遣，打百分也可以。今天我定个规矩：拿牌以后，从60分开始要，谁要的分数最高谁打，谁打谁拿底牌。”
拿完牌，我的牌相当不错，但陪江青打牌，不能先要。别人也明白深浅，都不要。江青自己也明白；欠家在等她要，于是开口要60分。我看她开始要了，我就要65分，江青要70分，我要80分。江青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又狠了狠心，要85分。我又要了90分。江青一下子就火了，质问道：“你姓杨的是真的不会玩，还是故意跟我过不去?”说完，把她的牌狠狠地往桌上一摔，一把把我的牌夺了过去，一看果然刁；错，就毫不讲理地说道：“你的牌我要了，我的牌给你，这把牌我也要90分。”
别的同志出于好意，怕我和江青争，给我使了个眼色。我心里很明白，不能跟她那么认真，不能做因小失大的事，就说：“那好吧，换牌就换牌。”
打完这把牌，她虽然赢了，但火气也大了，脸红脖子粗地对我说：“姓杨的，今天再问你一遍，是仿；陪我玩，还是我陪你玩?你不说清楚不行。”
我看到她恼羞成怒的凶相，心想：“大势不好，给她下个台阶算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就对她说：“当然是我陪你玩。”但她的气还没消，她说：“你既然知道是陪我玩，为什么还跟我争分数?你的牌好，应该主动把你的牌有礼貌地送给我，你真不懂规矩!”说完，她站起来，一把把所有的扑克牌划落到地上，坐到沙发上喘粗气去了。
虽然搞了个不欢而散，还挨了一顿训斥，但我心里还是高兴的，因为从今以后，她再不会找我和她打扑克了。
和江青打扑克的问题，我是解脱了，但是，陪她打乒乓球一直没有解脱。
江青的球技一般，只能接两个角的球，中路球接不住，对旋转球更没有办法。我作为陪打员，只能喂她两个角的球，因为她打乒乓球也是只能赢，不能输。不但不能输，而且连续有两个球接不住就会发脾气。有一次，我打的不耐烦了，有意识地给了她一个中路球、一个转球，她就发起脾气来。先是把球拍狠狠地往球台上一摔，后又拿起球拍扔了过来，差一点砸到我的头上，她自己则扬长而去。
江青从电视、电影上看到有的国家领导人会开汽车、开飞机，很羡慕，想模仿他们，就提出要学开汽车。我们耐心地劝她说：“开汽车太不安全，还是不学的好。”她说：“你们这是干涉我的生活，我想消遣一下都要受到你们的限制。是你们听我的，还是我听你们的?不要搞错了关系。”
我们劝阻不了她，又怕她开车出了事我们负不起责任，就报告了上级组织。上级也阻拦不住，只好要我们一定保证她的安全。为此，她的专车司机和中央警卫局交通科的一位同志动了不少脑子，在驾驶室的右边安装了一套辅助制动装置。江青踩油门大了，或方向掌握不好，或遇到危险情况时，司机就可以在旁边采取制动措施。
一切准备完毕以后，她提出：“我坐什么汽车，就学什么汽车，现在国内阶级斗争复杂，国际形势紧张，如果我在半路上遇到紧急情况，司机被敌人打死了，警卫员也完了，我自己开车就跑了，可以化险为夷。”“我现在坐的是红旗车，我就用红旗车学。”
在用什么车学的问题上我们的意见倒是一致的，但是想法不一样：她想的是遇到危险情况她可以逃跑；我们想的是红旗车能自动变速，不用老换挡，起步时也不会熄火，学起来比较方便。
江青学开车的前三天没有发生什么大问题，但第四天就出了事。那天她在钓鱼台17号楼西侧马路由北向南行驶，开到10号楼路口时，她想回10号楼，就使劲向右打方向盘，也不回轮、减速，还相反地加大油门。情况不妙，帮她回方向盘，硬是转不动。在手忙脚乱中，汽车爬上了40来度的土坡，撞在一棵大杨树上才停了下来。大红旗车的前保险杠、前脸、大小灯都撞坏了，机器盖也隆了起来。
江青从车里钻出来，看了看撞坏的汽车，指着撞坏的部位，毫不在乎地说： “撞坏这么一点点，没有什么，我还继续学。我觉得学开汽车是最好的休息和锻炼，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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