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3期
难忘周总理的言传身教
作者：柯 华
的官邸，总理亲自带我到刘澜涛家看房子，并亲自和刘澜涛谈。澜涛同志表示完全服从总理安排，立即搬家。缅甸总理吴努来华参加我国庆典礼，晚上到天安门城楼上看礼花时，寒气袭人，周总理立即叫人到百货大楼买来大衣。通常每次国宴的主宾席位及菜单，每年国庆的天安门城楼座位、晚会节目，总理都要亲自检查，有时礼品也要亲自过目，如有一次送给西哈努克的玉器就是总理亲自挑选的。可能有人觉得总理未免管得太细了，其实不然。由于座位、礼品、节目等安排不当而引起客人不愉快，以至退席，在外交上也不是少见的。
周总理对工作、对干部，都要求很严。有一次，我奉命去某国访问，预定第二天出发。当晚午夜过后两点多钟，我还在办公室准备有关资料，忽然接到总理的电话，询问另一个国家发生突然事变的情况。贸然之间，我随口回答说：“我明天就要去X 国访问，没有注意您所说的那个国家的情况。”总理严肃地反问我说：“你现在走了吗?”是呀，我还没有走，为什么就没有注意那个属于我主管范围的国家的事变情况呢?我赶忙回答说：“总理，我错了，请等半个小时，我向您汇报。”。
还有一次，驻外使节回国开会，会议结束时已临近国庆节。我多年没在国内过国庆了，很想捱到节后再返回几内亚。9月27日，周总理打来电话，问道：“你怎么还没有走呀?立即动身，赶回去主持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这是对驻在国的尊重嘛。”第二天我便搭乘最近的航班，经欧洲转非洲。虽然没有赶上去几内亚的航班，但经过交涉，一架路过的飞机专为我在几内亚降落，总算使我在国庆招待会开始前一刻钟赶到使馆。
总理对外交部干部和他身边人员的使用、提拔、定级等问题也都要求很严。他在外交部干部大会上讲话时曾特意说明，为了工作需要，凡调到外交部工作的人都要降一级使用，并举例说某某如分配到别的部门可以当部长，但在外交部只好当部长助理。可是，总理对干部又特别关心、爱护。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遭国民党特务破坏爆炸后，他立即电告在日本访问的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要他改乘轮船回国。龚澎病重时，总理亲自到医院探视，并指定医疗小组专为她治疗，还亲自听取医疗方案的汇报。“文化大革命”中，总理保护了很多干部，在一次大会讲话中也保护了我和我的妻子(当时她只是外交部的一个处长)。有一次和总理谈话时，我偶然提到自己喜欢打猎，总理就说要送我一支猎枪。过了几天，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即拿来一支猎枪，说是苏联朱可夫元帅送给总理的，总理叫转送给我。我爱如至宝，可惜在“文革”抄家时被抄走了，迄今没有下落。
周总理不是神，批评人也有错误的时候。在欢迎民主德国前总理格罗提渥时，为了一个礼节安排上的缺陷，总理先后查问了当时国务院的有关负责人张致祥(文委主任)、余心清(典礼局长)和高登榜(机关事务管理局长)，但三人都不知道这一缺陷是谁的责任。这时我来了，总理问我，我也不知道。总理就很生气，大声批评我说：“你们就是推来推去，到底是谁管的?你立即把事情补救好。办不好，惟你是问。”我莫名其妙，也不知究竟是谁管的，但首先还是把工作上的缺陷补救过来了，并向总理作了汇报。次晨两点多钟，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张彦打来电话，说是总理叫打的，说事情查清了，不是我的责任，他批评错了，希望不要在意。我一时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能表达我的感动。
周总理的一次惊险出访
1960年，在我前往几内亚出任中国驻黑非洲国家的第一任大使前夕，周总理特意约我作了一次长谈，谆谆嘱咐我切不可有任何的、丝毫的大国沙文主义。他说，我们同非洲人民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我们要体谅他们的处境和困难，支持他们反帝、反殖的斗争，帮助他们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总理强调说：“外交工作就是要做人的工作，要广交朋友。有人把做当权派的工作和做人民的工作对立起来，甚至认为做当权派的工作就是投降主义，这是错误的。我们一定要尊重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
最令我难忘的是周总理对非洲的访问。访问前夕，美国总统肯尼迪在美国达拉斯市遇刺不久，毛主席和党中央十分关心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安全，要求各被访问国家取消夹道欢迎仪式。绝大多数国家接受了要求，只有埃及和几内亚仍然坚持要夹道欢迎。后来经过驻埃及大使陈家康的努力，埃及也同意取消了。只剩几内亚，直到总理抵几前夜，多次交涉仍无结果，杜尔总统坚持此事要待周总理到后他在机场同总理面谈。我了解杜尔的性格，知道我再多谈也无济于事，就在周总理的专机到达时，第一个登机向总理报告。周总理却安详地说：就尊重杜尔总统的决定，听从几内亚政府的安排。结果，总理和陈总就乘坐敞篷汽车，在成千上万群众载歌载舞夹道欢迎的热烈气氛中，进入科纳克里。我们当时的紧张心情简直无法形容。
1月23日，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由杜尔总统陪同，乘汽车到科纳克里东北面的金迪亚访问。访问结束时，几方突然改变计划，安排总理和陈副总理乘直升机返回科纳克里。我知道几内亚的直升机是从苏联购买的，驾驶员都是捷克人，而当时中苏关系紧张，我深恐发生意外，急向总理报告，建议不坐直升机。总理让我与几方商量，我即找几内亚国防部长福代巴交涉。他请示杜尔总统后告诉我说：总统将自己驾驶直升机，请我们放心。我只好再去报告总理，总理镇定地说：“杜尔总统亲自和我谈了，我怎么好拒绝呢?就尊重他们的安排吧。”这样，我和黄镇、孔原诸同志只好眼巴巴望着直升机飞上长天，随即乘汽车开足马力赶回科纳克里。直至见到总理、陈总，大家才松了口气。
周总理访问几内亚时，令人担心的事情可以说是层出不穷。临总理抵达前几天，由我国援助建设的火柴卷烟联合工厂突然报告说丢失两吨炸药。我们尽力追查，毫无结果，最后只好把工厂里凡是总理必经的路都用推土机推了一遍，还是没有发现炸药。我们都劝总理不要去访问这个工厂了，但总理说：这；是我们援助几内亚建的第一个工厂，我怎么能不去呢?总理还是去了，群众热烈欢呼。事后查清并未丢失炸药，而是工厂管理人员登记账目有误，造成一场虚惊。
1月26日，周总理同杜尔再次深谈后，发表了《中国和几内亚联合公报》。午夜，周总理在机场通过“革命之声”广播电台向几内亚人民发表了热情的告别词。飞机起飞前还和我们再一次研究、修订了在加纳提出的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使之更加符合非洲和其他民族独立国家的实际需要。陈毅副总理说得好：“帝国主义的援助，就是养成你对他的依赖……中国的援助是别开生面。因为我们受过这种援助的害，就能体己谅人，帮助他们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
“我的时间也不长了”
1975年夏，我受命负责同菲律宾和泰国谈判建立外交关系。谈判在毛主席和邓小平副总理直接领导下进行。
6月7日，马科斯访问中国。那时，周恩来总理已经重病在身，沉疴不起，医生不让他再参与工作，但他还是强忍病痛，会见了马科斯夫妇。当马科斯称赞中国是第三世界当然领袖时，周总理说：毛主席讲了，中国不称霸，不当头。还向陪同来访的马科斯的女儿说：如果有一天中国有人摘大国霸权主义，你们应该起来反对!
会晤原定15分钟，周总理却以惊人的毅力，同客人一直谈了半个多小时。6月9日，周总理又在医院同马科斯共同签署了建交公报。
这一天，周总理还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了贺龙元帅骨灰安放仪式，代表党中央致悼词。他向在场的一些人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大家听了，无不饮泣。
6月30日，周总理又带病与泰国总理克立·巴莫共同签署了建交公报。他向客人们再次郑重声明：“中国永远不称霸!”克立总理请周总理把“不称霸”三个字写给他，说要制成领带送给朋友，周总理也欣然答应了。
我们的周总理一直是这样忘我地工作着。他明知自己“时间也不长了”，仍然不顾难忍的病痛，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尽个人最后的力量，给我们留下了无可估量的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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