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4期
我亲历的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
作者：马叙生
越南侵略柬埔寨。双方都应承担义务：不在对方邻国驻军和建立军事基地，不利用邻国威胁对方。小平同志还对王幼平说，不要急于求成，谈不成没有关系，重要的是坚持原则，高屋建瓴，不能示弱。当然不要骂娘，要讲道理。他又说，灵活性是有的，这要等谈起来再看。当时我体会到，和原来外交部的报批方案相比，这次会议不再把确定关系准则和签订文件放在重要位置。
中苏国家关系谈判于1979年10月17日在莫斯科开始。争论极为激烈，光是谈判议程就用了五次会议。我方提出先讨论和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然后根据谈判结果拟定两国关系的准则，制定相应的文件。苏方的反建议是，先讨论和制定苏中关系原则，然后讨论发展贸易、科技、文化交流。后来双方各退一步，达成妥协性协议，即在谈判过程中，双方都可以提出各自认为有必要讨论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个没有议程的议程。
进入实质性问题讨论后，双方对立更加尖锐。苏方利用东道主地位，首先提出了苏中两国《相互关系原则的宣言》草案，其中罗列了关于互不使用武力、不谋求特权或霸权、领导人会见和增进贸、经、科、文交往等原则。其特点是只讲抽象原则，回避两国关系的现实。紧接着我方提出了《关于改善中苏两国关系的建议》，主要内容是，苏方应首先把部署在中苏边界上的驻军减少到1964年的水平，撤走驻扎在蒙古的武装力量和拆除军事基地，停止支持越南对中国的武装挑衅和对柬埔寨的侵略(即消除三大障碍)。此外也提到推动边界谈判解决边界问题，扩大经贸等各领域的交流。
双方摆明了各自纲领之后，接下来就是针锋相对的辩论战。王幼平一再论证，我方建议是从中苏关系的现实情况出发，如不能解决两国间妨碍正常化的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而只摘几条空泛的“宣言”，是不可能导致关系改善的，“这一点已被历史所证明”。王特别强调了最后这句话。从表情看，对方立即就明白了，这里指的是：中苏间虽然签订过一个条约，但关系不还是恶化了吗?我方还指出，苏方拒绝消除障碍，企图在保持武力威胁的压力下谈关系正常化，只能表明其毫无诚意。苏方坚持拒绝讨论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他们为自己立场辩解的主要论据是，中苏谈判不可超出双边范围，不能涉及第三国。对此王幼平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他说，苏联利用与中国接壤的第三国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完全属于中苏双边关系范畴，事实上苏在别国驻军和建立军事基地，不止一次地成为苏同这些国家之外的第三国谈判的题目。
中苏国家关系第一轮谈判以无结果而终，但它是中苏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因为双方在经历了20年紧张对峙之后，首次坐到一起，就改善两国关系问题进行高级别的正式对话。这标志着两大国的长期对抗于1979年10月开始发生转折，从此步入了走向正常化的过渡阶段。过渡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对抗的同时也对话，对抗逐步降温，对话日益加强。
双方当时商定，1980年初在北京举行第二轮谈判。1980年的谈判虽然因为苏联出兵阿富汗而搁浅，但双方的对话总算开了头。
缓慢地，但过渡着
苏军入侵阿富汗使已经开始向前推进的改善中苏关系的步伐再次停下来，但这种状态持续时间不长，已经起步的过渡进程并未因此而夭折，这个进程沿着好几条渠道向着缓和和改善的方向一步步地取得进展。
一、国家关系磋商。进入80年代，两国都着手进一步调整相互关系。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讲话，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表示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对此，钱其琛以我外交部发言人身份作出反应，说中国将“听其言，观其行”。在当时这个表态算是很积极的。8月10日，我外交部苏东司司长于洪亮以视察使馆工作的名义去莫斯科，与苏方进行了接触。他受权向苏方表示，双方应作出努力，使中苏关系走上正常轨道，逐步建立起睦邻友好关系，并提出了举行副外长级特使政治磋商的建议。苏方接受了我方建议。10月，磋商在北京开始。
这次“磋商”实际上是1979年“谈判”的继续，都是副外长级，我方是钱其琛，对方仍是伊利切夫。内容上也无多大差别，只是我方要求排除的障碍中又增加了一条，即要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同时将苏军撤出蒙古和减少中苏边界驻军这两条并为一条，再加上原来的关于停止支越侵柬反华一条，仍然是三大障碍。双方在磋商中的立场也无变化。我方继续主张先解决实际问题，排除关系正常化的障碍，突出强调要求苏联劝说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苏方仍然是避实就虚，拒绝承认三大障碍的存在，坚持要制定没有实际措施作保证的国家关系原则。重复其关于从停止敌对宣传、增进经贸合作、互派留学生等方面着手改善两国关系的主张。6年之间在北京、莫斯科磋商了12轮，双方各不相让，最终还是未能在谈判桌上打破僵局。尽管如此，在当时保持磋商的进行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在正式的官方来往尚未恢复，边界谈判已经中断的情况下，磋商成了两国政府间最直接、最权威的对话渠道。
二、葬礼外交。从1982年到1985年，苏联的三位最高领导人相继逝世，中国曾三次派领导人赴莫斯科参加吊唁活动，从而葬礼活动就成了一条特殊的外交接触渠道。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去世，中国人大常委会致电吊唁，黄华国务委员兼外长率团前往参加葬礼，当时被看作是非同寻常的姿态。葛罗米柯与黄华会见，双方都强调了中苏关系的重要性。黄还表示，两国间那些关键性问题(指三大障碍)中，任何一个如能得到解决，就能使关系向前迈进一步。这是我方在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上首次表现的松动姿态。会见结束时，葛将黄一行送到电梯门口握手告别，苏方人士说，从未见他如此谦恭过。
安德罗波夫逝世时(84年2月9日)，升格为李先念主席致唁电，万里副总理率团赴苏致哀。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里耶夫同万副总理举行了较长时间会见。我方正式邀请另一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访华(当年12月成行)，巧妙地利用阿与中国的特殊关系，在促成高层访问方面实现了突破。
对于一年后契尔年科的丧事，中国再次提高规格，由李先念主席和彭真委员长联名致电吊唁，参加葬礼的代表团由李鹏副总理率领。上两次，黄华、万里都是参加外国吊唁代表团长与苏新领导人的集体会见，这次戈尔巴乔夫破例单独会见李鹏。这是他期望与中国修好的第一个姿态。双方进行了气氛友好、内容充实的谈话。李表示要全面发展中苏关系，戈提出要提高对话级别。至此(1985年)，两国关系中的敌对气氛已经消逝。葬礼外交所起的特殊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三、纽约外长会见。除了治丧这种非正常的场合外，多年来中苏的高级官员即使在第三地也是不接触的，1984年这一僵局始被突被。9月联大会议期间，两国外长吴学谦和葛罗米柯在纽约正式会见，先是吴去苏联代